反思一个历史时代，一般都是事后数百年或者数十年才能够对其经验或模式进行有效的分析。不过，这一学术传统已经被打破，人们纷纷以“当代史”的眼光去分析所处时代的经验。漆思博士的新著《中国共识：中华复兴的和谐发展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就是一部以当代史的视野对新中国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道路进行反思与表征的著作。

描述与想象当代中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方面，当代中国仍然是正在发生的事实，而且与未来是连续不可分的；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本身就非常复杂，“中国特色”蕴含着很多矛盾甚至是相反的原则、观念。如何从中国经验提升出中国理念，不仅艰难，而且有着很大的风险。但是这种提升不仅是实践的反思需要，也是一种中国话语的需要，更深层次地来讲是一种中华民族主体性觉解的需要。所以作者指出：“中国共识的提升并非是要刻意向全世界推销一种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只是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对中国经验的理性反思与中国理念的自觉提升，以提醒国人更加理性地把握我们自己的未来并促进中华民族的精神共识；也只是在全球各种发展模式竞相争胜的时代提供一种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的中华智慧的启示，以拓展人类文明和谐发展的可能性。”[①]

该书伊始，作者以其深厚的理论素养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形形色色的社会发展理论画卷，并探讨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发展模式，试图在各种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发展模式的谱系当中来定位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模式。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与西方原发现代化相比，中国的现代化显然属于广义上的后发现代化。欧美发达社会已经达到了“晚期（高级）现代性”的阶段，相应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恐怕仍处于“早期（初级）现代性”的阶段。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就是由中国传统文明形态转向现代文明形态。如果从现代主义工业文明的立场来看，中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需要现代化的革新，根本上不能放弃现代性目标的追求——需要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个性自由、理性精神等的现代化洗礼；如果从超越现代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的立场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又需要有自身的特色和独特的选择，需要克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理念矛盾与固定模式，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批判与创新。一句话，中国对待现代性的抉择态度需要的是一种必须经过现代性洗礼又扬弃现代性的“内在超越”，从而创造出崭新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可见，《中国共识》揭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面临的双重境遇，既要解决前现代的问题，又要避免后现代的弊端。

那么《中国共识》是如何描述中国模式呢？作者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今天应当说已经初步生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国模式”，取得了许多值得总结的“中国经验”，探索出了适合本国国情的“中国道路”。从发展战略上看，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主发展道路。直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走上了“创造性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型发展模式”的现代化道路，以自主发展的方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现代化选择的战略目标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式就是改革开放的发展创新，简要地说就是中国特色的自主发展道路。从发展方式上看，在国内外取得高度共识的“中国经验”就是所谓的“渐进式改革”，其实更准确的概括应当是“循序渐进”的改革发展。循序渐进的改革发展道路，正是谋求在社会秩序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采取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方式，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从发展策略上看，中国自觉探索统筹兼顾的协调发展道路。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结构转型的现代化，在处理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推进经济结构改革与社会结构调整的协调发展方面，形成了后发展国家推进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中国经验。从发展主体上看，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选择了党政领导的人民发展道路，形成了以人为本、上下联动的现代化模式。后发的现代化，不可能采取那种自下而上的仅仅依靠自发秩序生成的现代化模式。这种上下联动的现代化赶超模式，形成一种历史发展的合力效应。从发展目标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主导方向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进入21世纪后，和谐社会构建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中心议题。从发展保证上看，中国改革发展的成果需要通过社会主义的制度建构来保证。中国社会改革的初衷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特别强调体制创新与制度建构。

尽管《中国共识》对当代中国模式从六个方面进行了描述，但是说到底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就是两个特征：自主性发展和渐进式改革。作者认为，中国的改革或者说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逻辑。“改革开放以来，面向市场化的改革与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使得高度集中的权利结构发生了分化整合，呈现出从放权让利、权利分化到权利和谐的演化历程，导致整个社会结构从社会分化走向重建社会和谐。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的主攻方向是面向市场化的‘体制突破’，通过释放市场经济活力赋予了人民自由自主发展的权利，那么随着在90年代以来引发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之后，进入21世纪旨在规范市场经济的和谐社会构建，则被提升为创建当代中国和谐发展模式的中心议题，这是中国改革与社会转型的发展逻辑。”[②]简而言之，中国改革的发展逻辑就是从释放市场活力的自由发展到规范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在作者看来，中国改革发展逻辑的形成是多方面作用的结果，它同时遵循了中华文明的传承逻辑、现代化的转型逻辑、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与全球化的发展逻辑等诸多逻辑。从《中国共识》对中国改革发展逻辑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市场”是一个最为核心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关于“市场”观念的变迁表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从市场的角度来展现中国改革发展的逻辑，《中国共识》可谓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中国共识》指出，中国模式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表达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全球发展模式比较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模式，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中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模式。综合国内外对中国改革发展的研究以及通过比较各国发展模式的特点，作者认为中国模式中蕴涵着“命运自主”、“文化兼容”、“学习创新”、“人民本位”、“和谐发展”的中国共识。《中国共识》把中国模式界定为“中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种界定和甘阳的界定有异曲同工之妙，甘阳把当代的中国模式定义为“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甘阳认为：“新改革共识”实际可以看成是当代中国三种传统相互作用的结果。一个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基本上是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包括很多为我们今天熟悉的概念例如自由和权利等等；另外一个传统则是共和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平等，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生活当中的一个强势传统；最后，当然就是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传统。[③] “中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所体现的也正是这三种传统的综合。其中，“中华”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和谐文化传统，“社会主义”指的是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市场经济”指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所形成的市场经济传统。

在《中国共识》对中国模式和中国共识的描述当中，都把“自主发展”和“命运自主”放在首位，这也是中国改革得以成功的首要前提。那么中国的改革为什么能够实现自主发展呢？除了政治上的独立之外，还有着更深层的文化上的独立。也就是说有一个作为主体的民族自我，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文化兼容、学习创新与和谐发展。

在作者看来，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中华精神是中国模式的文化根基。要破解当代中国模式之谜，首先要回归到中华文明模式生成的历史文化传统，这是中国的前现代遗产。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在许多古老文明相继衰落之后依然保持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其奥秘在于中华文化拥有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文化基因，使其具有自主创新能力与涵容同化能力，在维持社会秩序与推进文明演进中谋求发展与和谐的统一。作者将中华文化精神的特质简明地概括为“易”思维的发展变革精神与“和”思维的和谐融通精神相统一的“易和哲学”精神。用《周易》的乾、坤两种卦象概括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发展精神与厚德载物的和谐精神，既构成中华文明自主独立、守正日新的原创动力，又赋予中华文明兼容并包、学习创新的博大胸怀，使得中华文明成为对内具有凝聚整合能力、对外具有涵容同化能力的独特文明体系。

作者通过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考察，指出“易”有四重含义：“易生”、“易变”、“易通”与“易和”。四重含义层层递进，共同体现了中国哲学思维贯通天地人一体的大易流行、生生不息、阴阳转化、变易致和的“易”思维本色及其“变易发展”理念，形成了中国哲学的“易”思维特质——“易”思维的“创生转化论”。作者提出“易”思维的“创生转化论”是中国人的重要思维特质；同时提出“和”思维是中国人的主导性思维方式。“和生”、“调和”、“中和”、“和合”所体现的“和谐融通”理念正是“和”的本质，构成了中国“和”思维的“协调整合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释三家都包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但三家的和谐思想却各有特点，各有所侧重。一般而言，儒家主张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与大同理想的和谐观，侧重于人际关系的和谐；道家主张道法自然、天人一体、无为而治的和谐观，侧重于天人关系的和谐；佛教主张因缘和合、中道圆融、平等慈悲的和谐观，侧重于身心关系的和谐。“和”思维的根本特质，正是强调“和”的协调整合功能，调解矛盾诸方面，使之趋向动态平衡，形成中国哲学的和谐融通理念。

将“易”思维与“和”思维辩证综合，就可以创造性地得出“易和哲学”思维这样一个新的思维范式。作者认为，“易和哲学”思维是一种综合创新的中国哲学思维方式。“和谐发展观正是中国‘易和哲学’思维、精神、理念在当代社会的创造性体现，是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和谐观的辩证综合创新。”[④]作者以“易和哲学”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和谐发展观”，并且指出和谐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辩证统一，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与倡导人与自然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的社会和谐观，二者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和谐发展观的理论创新，其根本宗旨在于谋求以和谐发展的方式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创建真正体现中华民族特色与全球时代精神的人本和谐发展理论。“易和哲学”以及以此为理论根基的“和谐发展观”，都是《中国共识》一书当中颇具原创性的观点，它对于解释中国模式以及瞻望中国改革的未来走向都具有一种理论的指导作用。不仅如此，“易和哲学”对于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反省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都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理论视角。最后，作者试图把“和谐发展观”从“和谐中国”推广到“协和万邦”，展现了作者宏大的理论抱负和深切的人类关怀。

在赵汀阳先生给本书所作的序言当中，曾经指出：“中国文化的传统优势就是特别能‘化’，因此不怕矛盾而且总能够化解互相矛盾的各种原则和观念。事实如此，中国从来都敢于把某些似乎难以结合的原则和制度搞成‘中国特色的’或者‘中国自己的’道路。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中国化’的大师。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中国革命获得史诗般的成功，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取得难以置信的成就。中国道路之所以难以置信，就在中国各方面的条件如此之劣势和弱势，其中各种因素自相矛盾，似乎每一种问题都可以是灾难性的，但当被‘化’在一起却创造了成功。这不仅是西方人同时也是中国人自己常常难以理解的事情。”[⑤]读完本书之后，这个“难以理解的事情”迎刃而解。中国人特有的“易和哲学”的思维方式，使中国模式具有了强大的文化融涵兼容能力，也就是“化”的能力，这也恰恰是中国模式得以成功的深层根基。

    《中国共识》一书在诸多方面都提供了独创性的观点和理解。但是，反思当代中国，应该具有两个基本维度：积极的维度和消极的维度。《中国共识》在对中国经验描述的基础上，提升出中国理念，创造性地提出了以“易和哲学”为基础的“和谐发展”理论，颇具启发性。因此，《中国共识》一书仅仅是对中国改革积极维度的思考，缺失了对消极维度的反思。当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其弊端已经正在逐步显现。对中国改革消极维度进行反思与批判，可能会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我们的时代，更好地把握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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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漆思：《中国共识：中华复兴的和谐发展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导言第5页。

[②] 漆思：《中国共识：中华复兴的和谐发展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③] 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载《读书》2007年第6期。

[④] 漆思：《中国共识：中华复兴的和谐发展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0页。

[⑤] 赵汀阳：《如何想象中国》，载《中国共识：中华复兴的和谐发展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序言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