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理性与理性主体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原则与奠基石。近代哲学通过宏扬人的主体理性的完善性，确定了人的理性主体地位，从而取代与颠覆了中古时期存在理性与神的至高无尚的中心位值与权威。然而，随着人的主体理性不断地强化与无限地膨胀，不仅愈来愈暴露出隐含在它自身中的缺失与弊端，同时又为主体理性与理性主体的丧失埋下了危机的祸根。在黑格尔的绝对理性哲学的极至之后，近代哲学建基在理性基础上的主体形而上学迅速失去了往日的无上权威，陷入了“四面楚歌”的深刻危机之中，遭到了现代西方哲学诸思潮的反思与批判、匡正与重构，导致并加速了近代哲学的主体理性概念的统一性、绝对性的衰落与崩溃，理性主体也随之走向了黄昏。

一

近代哲学的梦想与努力完全是凭借主体自身的理性力量，回归并确定了人的理性主体本位。然而，近代哲学以“方法论的唯我论”作为主体理性确定理性主体本位的方法论前提，势必使得近代哲学一开始便在主体理性的独断中，使理性主体与自然、社会之间处于分离、对峙的状态；并在主体理性一无止境的扩张与膨胀中，使得力图通过人的主体理性以确定人的理性主体本位的近代哲学努力，演变成人的理性主体既未真正地得到表达及其位值，反而在理论的逻辑发展与现实的经验实践中，走向了“人的终结”。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命题历来被看作是西方哲学进入近代的标志。他以一种空前彻底的“中止判断”的批判怀疑式，对一向被当作毫无疑问的、不言而喻的感性经验世界和一切从它那里派生出来的科学的、非科学的思想生活的有效性的质疑，以及向“我思”这一绝对必真的自明性的回归，不仅充分肯定与显示了主体理性的无尚权威与主导地位，开启了一种对客观的认识进行彻底批判的“认识批判史的开端”，使哲学的研究视角从原先的“以心向外”转向“反身内求”的“哲学的新时代”，而且通过主体的“我思”确立了“它的自我存在”，提出了一种在“自我”的主观性中寻找世界和客观真理的最终根据的“哲学研究的全新方式”。这种要求回溯到“无可置疑的自我”中去，并从主体理性出发，在“主观性”中寻求一切科学知识最终根据的“唯我论”的哲学研究方式，在他以后的近代哲学理性主义的宏大系统中充分显示并发挥了它的内在力量。近代哲学，经验论和唯理论尽管在主体理性的真理性与确定性的基础上存在着分歧与争端，但是，探索与立足于主体理性或自我意识，并将其作为理性主体认识的出发点与归宿，作为科学知识与认知真理的确定性基础与标准，则为二者共同的哲学取向及方法论基础。这种基于唯我论的方法论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进一步发扬光大，其历史影响一直延至今日。诚如胡塞尔所说：“笛卡尔的不作任何预先假设的激进主义及其追溯一切真正的科学认识的最终有效性的源泉和由此出发绝对地奠定它们的基础的目的，要求转向研究主体，要求回溯到那个在其内在性中进行认识的自我中去。不论人们如何不赞成笛卡尔的认识论的程序，人们已经不再能够逃脱这种要求的必然性了。” ⑴
然而，近代西方哲学要求回到主体理性或“我思”的动机，以及由此所展现出来的对理性主体的迷恋，所付出的代价是：“作为‘对其尊贵的惩罚’，认识论的主体被‘永久监禁在它的自我之中’，被判定象‘城堡中’的骑士那样去看世界。”⑵ 所以，近代哲学一开始便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把人摆在主体的位置上：即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分离与对立。人作为“一个最初无世界的主体”，不仅同与他人打交道的生活世界相剥离；而且也同与之认识和改造的自然世界相剥离。那么，经过双重剥离的理性主体作为认知者或主观思想者，其任务主要在于认知与符合外在客体对象，以主体理性或“我思”为轴心去消除理性主体与客观存在的对立与矛盾。无论经验论基于感性经验与唯理论基于理性观念所采取的运思路数如何相佐；无论人的主体理性如何与客观存在处于尖锐的对立与矛盾中，但二者都毫无疑问地既肯定主体理性的自明性又相信主体理性的客观实在性。近代哲学对主体理性的自明性与客观实在性的非批判的独断论，最终在休谟的怀疑论中又发展成为不可理解的荒谬。休谟通过心灵联想律，不仅以非理性的习惯联想破坏了主体理性的普遍性、必然性与客观实在性，而且以其前后一致的彻底的经验主义的怀疑论终结了理性主体与客观存在的统一性。康德通过理性的批判及他称之为“哥白尼式的革命”，虽然在经验的领域恢复了主体理性统摄感性形象而形成知识的客观有效性与理性主体为自然立法的权威性。但是，主体理性的经验的客观有效性，使得理性主体又只能作为经验自然界的立法者限囿于此岸世界，而与彼岸世界—物自体永远处于无知无识的对立之中。主体与客体、理性与物自体之间的对立与矛盾，在经历了费希特、谢林哲学的修正与整合之后，在黑格尔的理性既是存在实体，同时又是认知主体的自我外化与自我认知的同性相知的泛理性的辩证发展中，虽然达到了统一，但这种统一则是以恢复存在理性的实在性，牺牲人的主体理性与理性主体的实在性为其代价的。
存在理性问题的再次浮现，主体理性与理性主体的危机，实际上是建构在主体理性“唯我论的方法论”基础上的近代主体性哲学逻辑发展理路的必然结果。笛卡尔要求回到自我中去的动机以及当这种动机彻底地把自己发挥出来时，本质上是一种纯粹以主体理性的活动为根基，去确定理性主体的存在并将其作为一切知识生成的最终源泉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所内含的偏颇与荒谬一开始便为其走向危机埋下了种子。“我思”作为“我在”与知的基础，在实质上它只是自我关系的理性思维活动的自我反思；“我在”作为一个“无世界”的片面的、抽象的“理性”认知的负荷者，也不过是心灵、精神、理智的同义语。因而整个认识的、超验的问题集以其说是围绕着理性主体，不如说是围绕着心灵或主体理性而旋转。结果笛卡尔通过“我思”以企“自我”的哲学预设与目标，则在把自我等同于心灵或“纯粹灵魂”的荒唐曲解中发生了偏离并失去了意义。在此，理性主体偏离了它的中心位值，占据轴心的是主体理智与心灵。笛卡尔的主体理性原则所产生的哲学效应，以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不同运作方式有力的向前推进着。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哲学家们在追溯那个无可置疑的自我中去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便随着笛卡尔把这个自我解释为“纯粹心灵”。洛克通过“白板”来界说心灵的实在性；贝克莱则发展为“存在就是被感知”；休谟进一步发展并拘泥于整个心灵、“印象”与“观念”，以及属于这种心灵力量的世界本身。康德在反对休谟的内感材料实在论的基础上，以先验的主观主义形式发挥了笛卡尔的主体理性原则。如果说笛卡尔只是把知识的可靠性建基在主体理性的基础上，那么，康德则更进一步把人的一切知识与实践都统一在主体理性的基础上。主体理性作为知识可能性之条件，形成给自然立法的理论理性，作为道德践行之必然条件，形成给人立法的实践理性。自然与道德、科学与哲学、理论与实践最终都源自于并统一于一个先验的主体理性。先验的主体理性这种普遍的、绝对的统一性如此发展下去，在黑格尔哲学中终而极化为脱离并制约人的理性主体而存在的绝对理念的实在性。人的主体理性与理性主体变成了存在理性实现自身的表现者或工具，完全丧失了自身的权威性与主动性，从而使得近代哲学所开创的以人的主体理性以迄人的理性主体的哲学走向失败。
这种失败既是哲学家们的探究所致，也是时代的具体经验所致。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体精神，在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一往无前的理性扩张与僭越中所产生的副面效应，不仅表现为加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鸿沟以及战争、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对人自身的惩罚，而且表现为人的理性主体变成了主体理性自身的创造物－工业化大机器的附庸与工具。人的理性主体的自由与解放在经历了几度潮起潮落之后，人又一次痛苦的发现，人并未如其所期望的那样尝到主体理性的胜利果实，相反，却在人的主体理性的狡黠中，又一次发生了主奴颠倒，变成了没有主体个性、没有自我，只是执行机器功能的部件和工具。人再度面临着如何从人的主体理性的造物的惩罚、贬抑、物化的“自我灭绝”中获得自主和解放的问题。如同雅斯培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中所揭示的那样：“今天，那种想要认识一切的骄傲以及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主人、从而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世界的妄自尊大，叩响了所有的大门。但与此同时，这类骄傲与自高自大所遭到的挫折又引起了一种可怕的虚弱感。”理性主体“存在的基础仿佛已被打碎”，主体理性唯我独尊的权威性受到了质疑。⑶

二

主体理性与理性主体力量的丧失为一个哲学的新时代和它的一切发展序列的开端，奠定了最初的基础。然而，近代哲学建基在理性原则基础上的主体性哲学，并未能在实际上进一步发挥作用，与那种进一步发展它和在新的基础上巩固它的企图相反，它激发了一场革命性的、或多或少是根本性的重新铸造的过程。在这场革命性的匡正与重构中，尽管诸哲学流派的理论基点、运思架构及哲学鸪的均有差别，但无论它们是循着理性主义之道，抑或是沿着非理性主义之路，其理论重铸的结果是：近代哲学主体理性的一统天下，在西方现代哲学各种不同思潮的批判与瓦解中分崩离析；理性主体在其获得新的规定性与内涵中也随之失去了以往那种唯我独尊的宇宙霸主地位。
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对形而上学可能性的怀疑，对普遍哲学信仰的崩溃，实际上意味着对主体理性信仰的崩溃。科学主义对经验事实与实证科学的青睐，造成了它把一切需要从主体理性出发来思考和回答的普遍的、必然的哲学问题，都当作无意义的超验的“形而上学”命题完全排除于科学研究的大门之外，而将主体理性仅局限于纯粹经验事实的领域，变成了专门对科学的、常识的命题与知识作逻辑分析演算与论证的工具与方法。这样，它不仅限定与改变了主体理性的范围、性质与功能，而且随之也完全舍弃了近代哲学孜孜以求的理性主体问题。在此，科学方法论取代了理性认识论，工具理性取代了认知理性。主体理性作为只是对科学的、常识的命题进行逻辑操作与论证的规则、方法与工具，不再是真理与价值、认识与实践绝对的、永恒的、无条件的有效性基础。主体理性工具化为非主体、非主观的而只具有形式与方法特质的“残缺不全的概念”，那么，与之息息相关的本质规定性：意识、自我意识、理性主体则变得毫无意义与存在价值。近代哲学的主体理性概念与理性主体原则，在理性主义哲学内部发生了动摇与瓦解，即在科学主义思潮这样一种只局限于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的狭隘的理性主义的反思与检讨、匡证与重构、批判与排斥下，陷入了深刻的危机。批判理性主义者霍克海默与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分别在各自不同的著作中揭示了这种危机的实质与荒谬性。霍克海默在《论理性概念》一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主体理性一旦成为工具，人也就成了手段，成了工具而不再是目的了。这样由启蒙运动开始的基于主体理性、基于主体理性的洞见，来反对神话与迷信的精神要求，到头来似乎正是通过主体理性本身达到了荒谬，即最终反对主体理性与理性主体本身，使之面临着自我毁灭的危险。⑷ 胡塞尔则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实证主义思潮对主体理性信仰的崩溃，是“在扼杀哲学”。“如果人失去了这些信仰，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对自己的信仰，失去了对自己真正存有的信仰。”⑸ 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就在于丢失了主体理性与理性主体。
现象学、批判理性主义，包括解释学反对与非议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实际上是用一种完全的理性主义来反对残缺不全的理性主义，因而，从根本上说，它们同属于一个理性主义的阵线。不同的是前者不象后者那样形式化、工具化了主体理性而丢弃了理性主体，而是分别从自我学与非自我学的不同基点出发，通过各自的独立研究与批判，使得近代哲学的理性独白变为理性共识，工具理性变为交互理性，个体主体变为交互主体，认知主体变为实践主体，变换与扩展了主体理性与理性主体的蕴含。
众所周知，胡塞尔受启于笛卡尔与康德的主观主义哲学，但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处则在于：不是坚持在“我思”的明证性、彻底性而囿于“唯我论”，而是基于没有成见的“自我论”力图去超越“唯我论”，从“单个的主体”转向“复数的主体”；从“唯我论的自我学”转向“交互主体性的现象学”。尽管胡塞尔从对主体自识的可能性分析出发，中经对主体间互识的可能性分析，最后到对交互主体共识的可能性分析，整个思路的进展都是循着他称之为“先验演绎”的道路，并从始至终都基于“先验自我”的直观明证性上，因而主体理性的意向性、构成性与超越性，不仅在实质上并未能够帮助理性主体跨越唯我论的孤岛，反尔使之与他人的互识与共识变成了一种主体我思的膨胀。然而，胡塞尔通过“相似性统觉”以达交互主体的互识；通过“移情作用”以迄交互主体的共识的超越与重构，则意在揭示理性主体不仅仅是一种非实体性的“不被注意的观众的自我”，而且也是一个能够与他我相互确认的“主体间的互识”与共现；主体理性也不只是一个本己的、内在的、封闭不露的“鲁滨逊的体验视域”，同时也是一种由交互主体性构成的“主体际性的世界”。所以，如果说胡塞尔只是提出了“交互主体性”的问题，而没有能够合理地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的话。那么，正是在他的哲学探索的启发下，哲学家们找到了批判与重构主体理性与理性主体的“阿基米德点”。
继胡塞尔哲学之后，解释学与批判理性主义一方面力图克服胡塞尔交互主体理论中以主体理性为支撑点的自我学，另一方面又基于前反省经验基础上的非自我学，即以人的语言对话与交往实践为支点，来同构人的理性与主体。在这种理性与主体的同构过程中，无论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观点分歧，但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之间的亲缘关系，使得二者都批判工具理性和“科学的客观化的方法”，也都注重语言对话活动，并尝试以这种生存方式把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社会、理性与实践等诸方面的对立统一起来，以打碎胡塞尔未摆脱传统认识论的“自我意识理性范式”，将理性的出发点定位于仅具有认知构造功能的先验主体，因而造成其脱离现实生活世界而耽于“纯精神领域”的“梦想”。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一切人的实践行为的基础，对话是实践活动的基本模式。主体不仅通过语言拥有世界，使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消解并统一在语言中，而且通过语言的对话活动，使主体际的相互理解与视界融合成为可能。近代哲学的认知主体与理性独白，在语言与语言对话的交流与沟通中，变成了实践主体并得以融通。可以说，语言对话逻辑在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行动理论中同样起着核心作用并达到了同样的哲学效应。哈贝马斯抓住天生就与那些通过语言中介的交往行为有关的语用学，从对话和行动能力方面来考察并界定人的主体理性，使主体理性不再是近代哲学以意识作为框架的认知理性，而是在语言沟通活动中的互属互动理性。与之相应，人的理性主体也不再是一个仅具有认知功能的主体，而且还是一个包容着整个交往与活动的实践主体。正是由于将近代哲学所谓自反省的认知理性能力演变成语言交往的理性沟通能力，每个个体才会在语言交往与沟通中，被埋进相互期望、相互理解和相互肯认的社会交往网络中；每个个体经验的客观性才会一开始便结构性地与主观的、客观的、社会的三个世界相关联；与文化更新、社会整合和个人社会化的需求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先于个体行动又指导其行动的“情境界定”或“知识背景”。与此同时，理性主体则在其情境性介入的“实践理性”—认知与实践双向度的开放性中，既展示出每个主体必然要在语言对话的活动中超越自身的主体性格局，作为“交互主体”或“大型号的主体”而得以存在与发展；也表明社会化的个体作为“交互主体”一开始就是一个交互主体性世界、“一个社会生活世界”。由此可见，随着主体理性的能力由单向度认知与构造向双向度的对话与沟通的转变，无论是主体理性，抑或是理性主体均获得了新的内涵与规定，即对话性与开放性、沟通性与交互性、非构成性与实践性、非反省性与现实性等。

三

如果说实证主义、现象学、解释学与批判理性主义是从理性主义内部动摇与瓦解了近代哲学的主体理性的统一性，改变并重构了主体理性与理性主体的内在意蕴，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以不同的方式还保持着理性这一根基的话。那么，从古希腊肇始的从隐到显的理性运动的光荣传统，则在意志主义、生命哲学与存在主义等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中，遭遇了强烈的拒斥、拆构与摈弃，使得以理性思维方式为其基本特征、观念、任务与发展方向的欧洲哲学史变换了路向；使得以理性为哲学、科学、人性、存在统一基础的科学精神与西方文明陷入了崩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说：“我们时代的真正唯一有意义的斗争是存在于那些已经崩溃的人与那些还保持着根基、并为这一根基以及新的根基而拼搏的人之间的斗争”。⑹
如前所述，近代哲学以人的理性活动确定人的主体的理性主义运动在黑格尔的绝对理性哲学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最终演化为消解了人的主体与理性实在性的荒谬结局。因此，西方哲学以非理性主义的新维度去重新思考与界定人的主体，并把黑格尔的绝对理性哲学当作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就决非偶然。意志主义、生命哲学与存在主义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理性世界观的批判，实际上并不是要完全否定人的主体与理性，而是要证明理性与意志、生命、存在相比，后者具有更直接的真理性、实在性与本源性。因此，他们以主体自我的体验亲知、内省直觉、生存存在等反传统的非理性的哲学思维方式，变革了人的主体本质构成性，确立了人的非理性主体。
如同发生在理性主义阵线中对主体与理性的匡正与重构一样，发生在非理性主义阵营中的主体变革与重铸，同样是沿着自我学与非自我学的双向路途展开的。然而无论是基于自我学的尼采、叔本华、柏格森与萨特等，抑或是基于非自我学的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当他们从非理主义的视角重新反省人的主体时，都力图挣脱建构在理性基础上的主体形而上学的藩篱。如果说尼采、叔本华、柏格森通过直觉、理智体验，断言人的主体本质是意志、生命，并由此用推己及物、推己及人的类推方式，断言人我、人物都是一大意志、一个生命冲动的客观化与表现，因而又都可以归为“一”的阐述，还带有传统哲学唯我论的独断论的话。那么，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则力图克服与摆脱传统哲学的“唯我论的方法论”，从人的生存论的方法论原则出发，来重新反思理性与主体。从总体上说，海德格尔用对“此在”的生存显露根据的展示方式取代了“我思”的逻辑推论，用一种“在世”的原本性取代了意识的构成性的原本性；用非理性的实践关涉性取代了理性的认知构成性，人的主体不仅获得了新的内涵与本质规定性，而且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方式使自我突破了主体意识的限囿，而变成融身于他人、他物打交道的共在。在他那里，人的自我性变成了“在世的存在”；单一的主体理性与意识结构变成了具有“理解”、“忧虑”与“生存”三重本质规定性的“此在”的存在结构；人的先验意识的构成性变成了“此在”在其现身的情态和领悟中的开放性；“无世界的单纯主体”变成了理解的“此在”在其“释义”，在其言谈的“说”与“听”中道出自身的“共同领悟”和“共同存在”的生存状态。 正是在这些转变中，突显了自我的非主体性、非构成性和非占有性以及开放性、现实性与具体性，跨越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人不再是由他的理性行为先行反省自身，然后通达他人他物的逻辑起点，并在自己意识构成性中给自己加冕的宇宙之主，而毋宁是早已总是在有情绪的现身、领悟和言谈的开放性中，被抛入到这个世界之中必然关涉他人、他物的“在世的存在”。进而，人作为被镶钳在某一世界情景中“在世的存在”，更为要紧的是通过自身的生存样式、言谈来开显“存在的意义”和“存在之真理”。在此，人的主体位值又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即从追问“存在的意义”的主体变成了“存在之真理”的看护者；从现实的主人降格为“存在的牧羊人”。人不是实存而是生存，“不止是实存的暴君，而应该被理解为在的穷牧师”。⑺ 梅洛－庞蒂继承并发挥了海德格尔的“在世的存在”这一概念，他通过个体经验之间的肉体知觉与语言交流，不仅扬弃了传统哲学的反思主体，主客两分法的认知困境，而且他建构在前反省、前主体经验样式上的共在理论，使自笛卡尔开始的崇尚人“生而固有的”理性的历史运动，再一次受到了冲击，主体理性与理性主体的观念愈来愈失它的统摄力量。
勿庸讳言，近代哲学的主体理性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生成的主体形而上学、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遭到了来自于理性主义运动内部与外部的双重加击。在理性主义内部，一方面，主体理性被形式化、方法化为工具理性而使理性主体丧失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另一方面随着认知理性被实践理性、理性独白被理性沟通、个体主体被交互主体所取代，主体理性变为平等对话的交互理性而不再是世界的立法者。在非理性主义这里，理性不仅不是人的主体全部，而且居其次并受非理性因素的制约；人的主体性的本质结构不再是理性的认知构成性，而是非理性的实践关涉性。因此，无论在理性主义的匡正与重构中，抑或是在非理性主义的拒斥与摈弃中，理性已不再只是人的主观产物，而且与人的语言对话、生存活动有关；人的主体也不再只是认知主体而始终处于与他人、他物对峙之中，而是作为实践主体处于与他人、他物的共在与共识的统一中，传统哲学基于理性“唯我论的方法论”基础上的主体形而上学丧失了往日唯我独尊的权威，从而意味着理性主体从其主体理性的“凯旋定势”走向了理性主体与主体理性的黄昏。
然而，这种失却与黄昏同时又意味着一种新的气候、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可以说，传统哲学的主体理性与理性主体正是在现代西方哲学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匡正与重构中，获得了新的规定、新的内涵与新的生命，使得被埋葬在黑格尔哲学中的主体理性与理性主体，又以不同的方式、不同面貌重生并获得了解放。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历史可以看作是一部解放的历史，即从各种外在的监护或虚构的压抑中解放出来的历史。尽管建构在主体理性基础上的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内在缺陷，现在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然而它却是人的解放和成熟历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阶段。它所经历的一切错误与失败既是任何后继哲学获得真理与成就的“阿基米德点”，也是人再次获得重生与解放的契机。因此，它的成功与失败都同样彰显出：如果没有对主体理性的仔细研究，知识的扩展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如果没有对理性主体的全面探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自身发展与解放，以及人的诸种社会政治职责的伦理道德基础结构等重大问题，都将无从谈起。因此，胡塞尔说：“‘主体性之谜是一切谜的谜中之谜’。一切个别的危机都应联系到这个主体性之谜来加以讨论。”⑻

注释：
⑴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页。
⑵ R•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8页。
⑶ 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⑷ 参张汝伦：《历史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300页。
⑸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⑹ 同上书，第16页。
⑺ 王振林：《解析与探索－哲学视域中的主体际交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⑻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