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哲学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对现代人价值虚无主义命运的批判性分析。通过揭示现代性的核心理念“理性”及其解放承诺的虚幻性，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最早阐明了价值虚无主义的思想根源，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资本虚无力量的剖析，马克思深刻揭示了价值虚无主义的现实根源。深入探讨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与价值虚无主义课题之间的深层关系，将为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理论背景、理论性质、当代意义等重大问题，提供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

　　One important dimension on Marx’s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is its critical analysis to value nihilism of modern human being. Marx is a pioneer in philosophical history that illustrates the illusion of the nuclear idea of Modernity, namely Reason and its promise on Liberation, through which Marx brings to light the ideological root of value nihilism, most importantly, Marx is also a pioneer in philosophical history that analyzes the nihilism strength of capital, through which, Marx reveals the realistic root of nihilism.  Deeply exploring the profound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s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and the subject of nihilism will provide a very important horizon for u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theoretical essence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n Marx’s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关键词：马克思的哲学变革 价值虚无主义课题 理性的幻象 资本的虚无力量

　　在探讨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及其当代意义的时候，有一个在全部现代哲学中占据核心地位的重大课题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那就是“价值虚无主义”。在哲学史上，马克思是洞烛先机、最早系统而深刻地揭示现代人遭遇价值虚无、并对此作了透辟分析的思想家之一。可以说，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超出同时代人并实现其哲学变革，是与他对现代人的价值虚无主义命运的深切体认和阐释内在联系在一起的。本文试图作一初步探讨,以引起人们对此的关注。

　　一、理性的幻象与解放的神话：马克思对价值虚无主义思想根源的揭示

　　马克思哲学对现代人虚无主义命运的洞察首先体现在他对现代性的核心理念“理性”及对理性的解放承诺所具有的虚幻性和无根性的深刻揭示上。

　　按照李奥塔德的观点，所谓现代性，其根本标志就是对于“元叙事”的信任，即社会的变革和运动总是通过承诺一个目的论式的、总体性的宏大叙事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人们的全部生活在与这一宏大叙事的关联中获得其目的和意义。具体而言，这一在现代人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元叙事就是“理性主义”，在中世纪，人们从上帝那里获得生存的理由和意义，而走出中世纪的现代人则要对价值基础和价值秩序进行重新论证,把生活意义和价值建立在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元叙事之上，它相信，通过理性的启蒙和人的理性能力的发挥，社会和历史即可克服一切愚昧、不公和奴役，实现终极的和谐和完善，它承诺，社会组织的理性化和思想的理性力量将克服宗教、愚昧、迷信等对人的压抑，把人们从匮乏、灾难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自由和幸福。

　　这一“元叙事”的奠基者无疑是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恩格斯曾指出：“在法国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①]。他们相信，理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规定，也是人能实现“自我救赎”、实现价值理想的最重要、最可靠的手段，不是上帝的神意，而是个人无所不能的理性将把人们带入未来的理想世界。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这一“理性王国”的价值理想以一种思辨的方式得到了集中的表述。马克思指出应该“把康德的哲学看成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②]，正是康德，把“敢于运用你的理性”明确规定为“启蒙”的座右铭，黑格尔更是把理性与上帝等同起来，使理性成为了纵横天地之间、统治宇宙八方的“客观理性”。“理性主宰现实”是全部黑格尔哲学最为深层的信念，在黑格尔看来，“理性的使命就是使对立面实现和谐，并在一个真正的统一体中扬弃对立。理性使命的实现，同时就意味着重建人的社会关系中所丧失的统一体”１，他相信通过理性的辩证运动，可以实现主客的统一，最终达到理性与现实的真正和解，从而实现人的最终自由。

　　与同代人不同，马克思没有沉浸于上述理性王国的价值承诺，相反，马克思成为思想史上最先洞察到其虚假性并揭露其虚无主义本性的思想家之一。马克思最早提出了这样的基本质疑：理性主义的宏大叙事承诺通过理性将所有的人带向自由和解放，这一普遍主义的叙事果真具有它所声称的“普遍性”吗？“理性王国”的价值理想承诺以理性为基础和尺度，在人间实现一个没有任何瑕玼的千年王国，这种承诺果真具有它所声称的纯净和透明吗？它所宣称的自由和解放，究竟是属于谁的自由和解放？马克思在思想史上前所未有的揭示了：在理性主义宏大叙事的普遍主义承诺背后，深深蕴含着一种特殊主义的权力关系，它体现着是特殊者的特殊利益，贯彻着的是特殊者的特殊意志，因此，理性主义的宏大叙事在实质上是一种充满压制性、排它性和垄断性的专制话语，以之作为现代人的价值基础和价值尺度，等于树立了一个虚假的偶像。

　　马克思指出，证明“理性王国”虚幻性和虚无主义本性的最恰切的证据就是工人阶级无家可归的命运。马克思敏锐地看到了这样一个理性王国的宣扬者们不愿看到的“当前的经济事实”：“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③],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所奴役”[④]，在此情况下，“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致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对象化竟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工人被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⑤]。

　　这一事实与“理性王国”所承诺的价值理想是完全相冲突和矛盾的。它清楚地表明，工人阶级的这种生存状态不是理性的实现，而是相反，它证明的恰恰正是整个社会的悖论和错乱：“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⑥]，面对这种人的病态和畸形的生存现实，“理性王国”的一切承诺都暴露出了其虚假和苍白；工人阶级的劳动本来是现代文明赖以依存的基石，然而，作为现代文明创造者的这一阶级却导致了人性的完全丧失，陷入了“普遍的痛苦”和“普遍的不公正”，这充分暴露了“理性王国”所承诺的权力、自由和幸福的虚伪性。一言以蔽之，工人阶级的命运宣告了“理性王国”的破产和虚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⑦]，因而理性主义的价值承诺并不象它所宣称的那样具有普遍性，在其中体现的不过是特殊者的权利意志。

　　马克思对“理性王国”虚幻性的揭露在它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得到了集中的表达。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哲学在根本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原则和价值理想的最充分和广泛的表述，它以一种思辨的方式，在思想中阐明了在德国现实中尚不存在的资产阶级的原则。马克思肯定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等著作中对“劳动”概念所做出的杰出分析，但是，黑格尔所知道的劳动只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这表明黑格尔犯有双重的错误。第一，他把抽象的“哲学思维”确立为整个世界的本质和尺度，预先用抽象思维的尺度裁割了感性现实及其历史，导致了抽象精神与人的现实生命和现实世界之间关系的颠倒，使“现实的历史”蒸馏成“抽象思维的历史”，与此内在相关，他的第二个错误在于，他把对“人的本质力量”、对感性现实重新加以占有和恢复时，也同样只能采用一种抽象的方式，“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⑧]。正因为这双重错误，使他只看到了劳动的积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方面”，而所谓消极方面，也就是劳动的异化方面，即“劳动作为一种异已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着，并成为与他相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贯注到对象中去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已的力量同他相对抗”[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正是这种劳动的“消极方面”的最直接的证据，它的存在，生动地证明了黑格尔所承诺的“理性主宰现实”的理想并没有实现，理性与现实并没有实现如黑格尔所期望的那种和解。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最终丧失了其本应具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而成为为现存状态作辩护的保守主义，黑格尔的理性原则在实质上只不过是“虚假的实证主义”。

　　因此，当“理性王国”自以为在为现代人提供真实的价值基础时，实质上不过是为现代人提供了一个虚假的幻象，当现代人自以为获得了绝对可靠的价值的阿基米德点时，实质上这一价值基点的底部已裂开了一个巨大的深渊。在思想史上，马克思是最早识破这一价值偶像的抽象性和虚幻性，并揭示了这一价值偶像中所隐含的现代人无家可归的命运的思想家，海德格尔曾指出，马克思“在基本而重要的意义上”，揭示了现代人“无家可归的命运”，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⑩]应该说，这是对马克思在思想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的一个相当中肯的评价，同时也是对马克思理论变革的一个富有洞察力的概括。

　　二、资本的“虚无力量”：马克思对价值虚无主义的现实根源的揭示

　　马克思没有停留于对价值虚无主义思想根源的揭示，他还进一步剖析了“资本”这一资本主义社会最本源的要素和驱动力量所具有的消解、毁灭一切价值的虚无本性，进一步分析了价值虚无主义的现实根源。

　　资本对价值的毁灭首先体现在它把一切“价值”都还原和等同于市场“价格”，结果“价格”完全取代了“价值”并最终导致了“价值”的隐退和丧失。在资本占据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人的生命的一切丰富的因素，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内容，其存在“价值”的唯一衡量标准就是它的“交换价值”，它们必须到市场中，贴上价格标签，作为一种商品获得其存在的唯一理由，真、善、美、艺术、尊严、人格等，如果不能被换算为市场价值，就等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作为“消费者”，只要他愿意按照商品的价格支付货币，就可以从市场中购买到所需要的一切，“我是什么和我能够是什么，决不是由我的个性来决定的。我是丑的，但是我能给我买到最美的女人。可见，我并不丑,因为丑的作用,丑的吓人的力量,被货币化为乌有了。我——就我的个人特征而言——是个跛子,可是货币使我获得二十只脚；可见，我并不是跛子。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因此，它的持有者也受尊敬。货币是最高的善，因此，它的持有者也是善的”[?]，“谁能买到勇气，谁就是勇敢的，即使他是胆小鬼……从货币持有者的观点看来，货币能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他任何即使与它相矛盾的特性或对象相交换，货币能使冰炭化为胶漆，能迫使仇敌互相亲吻”[?]。它的基本逻辑是：只要是可以“买来”的，就是有“价值”的，只要支付货币，一切便都是可能的，“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很显然，按照这种逻辑，任何真正的价值都必然失去存在之地。

　　不仅如此，“交换价值”还是一种颠倒黑白，混淆善恶的力量。“它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它把一切事物都混淆和颠倒了，“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它如同传说中的巫师，把“一切人的和自然的特性变成了它们的对立物”，真正的价值在此变成了非价值，而非价值的东西在此反而以价值之物的面目出现，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卑贱变成尊贵，懦夫变成勇士。不难看出，这完全是一种价值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它废弃了任何真正的价值秩序和价值标准，导致了价值的普遍混淆，使一切价值判断都失去了真实的根据。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更进一步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经济机制内部，探讨了资本毁灭一切价值、破坏一切价值秩序的本性。

　　首先，马克思指出，“资本”具有融化一切确定性、使一切固定的东西都摇晃起来的冲动和本性，这一点破坏了稳定的价值秩序，导致了所有可靠的价值基础的建立都成为不可能。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不断实现自身的增殖，这一点决定了它不断膨胀、骚动和扩张的欲望和冲动，它要求不断地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以实现资本的不断积累，同时，资本积累的根本目的又是无止境地繁殖剩余价值，为此，资本家必须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壮大。这就是说，它不能有丝毫的停顿，不能有片刻的歇息，任何停顿和歇息都意味着在资本生命力的衰竭和死亡。在资本这种无休止的冲动的支配之下，整个社会必然处于永不停息的动荡不安之中，“生产的不断革命，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区别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在此情势之下，一切稳定的价值信念必然变得不确定了，一切可靠的价值准则都被动摇了，任何想找到一个坚实的价值立足点的希望，在资本裹挟一切的骚动力量面前，都被无情的击碎了。

　　更进一步，马克思探讨了资本这种骚动不宁、无限膨胀的品格所具有的自我摧毁、自相反对的荒谬逻辑以及这种荒谬逻辑所具有的破坏一切价值的虚无本性。资本凭借自己的力量，不断地征服越来越大的领域，然而，资本的进一步扩张必须以不断让自己的创造物过时、贬值和毁灭为前提，“‘一切坚固的东西’——从我们穿在身上的衣服，到织出它们的织布机、操纵机器的男男女女、工人们所居住的房屋和小区、雇用工人的工厂和公司，一直到将所有这些人和物包容在内的城镇、整个地区和整个国家——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在明天被打破、被打碎、切割、碾磨或溶解制造出来的，因此它们能够在下星期就被复制或替换，而这整个过程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希望能永远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而不断地继续下去”[?]，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资本的创造物必须过时、贬值和毁灭，这是它积蓄、充实和强化自己力量的源泉和继续存在和扩张的条件，而这种继续存在和扩张又必然会带来更大的贬值和破坏性结果，创造是为了贬值和破坏，贬值和破坏推动创造，扩张－破坏－进一步扩张－更大的破坏，如此一种充满内在悖论的恶性循环构成资本特有的存在和运动方式，这种创造与破坏的循环生动地体现了资本基因中所内在蕴含的非理性的、荒谬的逻辑，它清楚地表明了资本反价值和反文明的本质：如果说创造是为了毁灭，毁灭构成了创造的前提和结果，那么，人们所追求的价值又有什么意义呢？真正的价值秩序的建立又如何能获得其坚实性和可靠性呢？很显然，面对这种非理性的荒谬逻辑，一切价值都变形和扭曲了，一切价值遭到了无情的嘲弄，一切坚固的价值都烟消云散了。

　　更重要的是，这种荒谬的逻辑暴露了资本必然将整个社会带入完全失控的无政府主义状态的趋向，这使得一切建立牢固价值基础的希望都彻底归于破灭。在资本统治之下，“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象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资本尤如一只脱缰的野马，永无休止地实现自己的欲望和释放自己的能量，然而，与此相伴随的是周期性的商业危机，“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块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资本创造了丰富的财富，充分展示了人的力量，然而资本的创造物却象一个魔鬼一样，挣脱了人的控制，把人的生活带向了毁灭的深渊。这充分表明，资本所统治的社会是一个完全失控的社会，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只能任由外于它的盲目力量所支配。受这种盲目力量的支配, 一切价值判断都被挖掉了根基,一切价值尺度都失去了真实的规范力量。

　　马克思通过上述分析，向人们清楚地昭示出：价值虚无主义实质上是由资本所统治的资产阶级经济秩序的固有内涵，只要这种经济秩序不发生变化，价值虚无主义就必然与之如影随形，成为人们挥之不去的梦魇。

　　三、人自觉自由的生存本性的遮蔽和拯救：价值虚无主义的实质和超越

　　马克思对价值虚无主义根源的分析，其根本动机是寻求超越价值虚无主义的途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对价值的毁灭本性在实质上是资本对劳动，即对人的现实的感性生命的奴役和统治。因此，要克服价值虚无主义，关键在于超越资本对劳动的奴役，拯救人自由自觉的生存本性，从而实现“劳动的解放”。

　　马克思认为，人之为人，就在于它不是一种如物一样的“现成的存在者”，而是一种不断超越“现成性”的、具有自由自觉的生存本性的特殊存在者，然而，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却完全遮蔽和埋葬了人之为人的最本己、最本源的存在本性，使人成为了“物”，人失去了自由自觉的“生存本性”而成为物一样的“现成存在者”。

　　对于人特殊的生存本性，马克思有过这样的经典表述：“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从这些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把人的类本性归结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这意味着马克思完全是从“生存活动”而不是从“现成存在者”的角度来理解人的“本性”的，与动物的“现成性”相比，人的“生存性”具有如下鲜明特征：

　　（1）人的生存性意味着人的生命活动的自由开放性，而动物的生命活动则是封闭和被动的，对此，马克思明确说到：“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因此，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21]。

　　（2）人的生存性意味着人的生命活动的全面性和丰富性，而动物的生命活动是狭隘、片面和单一的，对此，马克思明确说道：“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22]，“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23]，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生产”；“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而动物“只生产自身”，其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24]；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能够“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并“懂得按照任何一种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25]；

　　（3）人的生存性意味着人的生命活动的自我创造、自我超越和自我否定本性，而动物的生命活动是依赖性和被动性的。人从来不是一个“现成”的、被某种前定本质所规定的存在者，通过生存实践活动，不断否定和超出自身，在生存筹划活动中面向未来敞开自我超越的空间，“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并在此历史过程中“成其所是”，正是人最基本的生存本性，与此不同，动物的自然物种规定使之只能屈从生命的本能、依赖外界环境而生存，其行为完全由它的生命本能所支配。

　　然而，资本的专制，却恰恰使人彻底失去了上述自由自觉的生存品性，人沦为与物无异的“现成存在者”，在资本的统治之下，人呈现的是如下一幅形象：

　　（１）人成为了一种完全失去了自由、创造本性的消极被动的现成存在物，在资本的统治之下，工人的“活动就是受动；力量是虚弱；生殖就是去势；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就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26]，人完全成为了自己活动对象的奴隶，成为了无力支配自己命运的被动存在。

　　（２）人成为了一种完全失去了生命丰富性和全面性的片面而贫乏的现成存在物，在资本的统治之下，人“变得如此愚蠢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资本如同呑噬一切的黑洞，把人自由自觉的活动贬低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把人无限丰富的肉体和精神需要化约和同一化为对物的占有机能，这种机能脱离人的其它活动领域并成为人最后和唯一的终极目的，人的机能于是完全退化为动物的机能。

　　（３）人成为了完全失去自我超越和自我否定本性的单向度的现成存在物。在资本的统治之下，工人“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27]，在此情形下，人们的活动不再是一种自我主宰的活动，他的活动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别人，人的生命完全失去了自我超越和自我否定的能力。

　　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资本的统治之下，人完全成为了一种现成存在物，人自由自觉的生存本性被严严实实地锁闭起来了。从此出发，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克服价值虚无主义，唯一的途径是创造出“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28]，即克服人沦为现成存在者的命运，拯救人本源性的自由自觉的生存本性。

　　四、从价值虚无主义课题看马克思的理论变革

　　讨论价值虚无主义课题与马克思哲学变革之间的深层关系，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我们认为，从价值虚无主义课题出发，将为阐发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内涵和实质提供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切入点，这集中地体现在如下四个基本方面。

　　首先，它将有力地推动我们深入领会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深层理论背景和所要变革的对象。要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一个基本前提是准确理解它究竟是在何种理论语境中，针对何种理论对象而提出其变革任务。从价值虚无主义课题入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所要批判和超越的就是抽象理性主义的理论传统，马克思看到了传统理性主义的虚幻性和无根基性，他通过对近代以来的启蒙理性的抽象性和深层矛盾的分析，尤其通过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理主义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揭示了传统理性主义脱离人的现实生命、甚至与人的现实的感性生命相敌对的性质，正是基于这种见解，马克思为自己提出的理论使命便是，超越抽象的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克服其虚无主义本性，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建价值秩序。在此意义上，价值虚无主义课题凸显了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理论目标和思想主题，为我们把握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内涵和实质提供了一个重要而独特的视角。

　　其次，它将有助于我们把马克思哲学置于整个现代哲学转向的基本趋势中，来把握它与整个现代哲学变革的深层关系和在现代哲学转向中的重要地位。马克思哲学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参与和推动了现代哲学转向？对这一众说纷纭的问题，从价值虚无主义课题切入，将会得到一个富有启示力的回答。自尼采以来，现代哲学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克服以抽象理性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无根性，其共同努力是试图把哲学从抽象理性主义的统治下拯救出来，揭示抽象的理性王国并不是哲学和人的真实家园，相反，活生生的“前逻辑”、“前理性”的东西（“权力意志”、“此在的生存”、“解释学的前见”、“反思前的我思”、“生活形式”等等）才是真正属于哲学和人的亲切的家园，因此必须把颠倒的东西颠倒过来，哲学才能确立自身真实的根基；马克思同样对抽象理性主义的无根性和虚无性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并且通过拯救人人本源性的生存本性和人开启人自由自觉的感性生命，来实现价值的回归和重建，以超越价值虚无主义的威胁。在此意义上，价值虚无主义课题从一个特殊的视角， 使马克思与现代哲学基本主流的深层一致性和马克思作为现代哲学重要开创者的地位得以清楚的凸现出来。

　　第三，从价值虚无主义课题入手，马克思哲学变革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向度即“价值学”向度前所未有的得以展示出来，这对于我们更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内涵和实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对于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内涵和实质，人们曾经从多个层面进行阐述，但长期以来，马克思哲学变革中价值学向度的内涵和意义一直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和探讨。以价值虚无主义课题为切入点，这一不足将得到有力的弥补，它将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批判性地审查传统抽象理性主义哲学所承诺的价值基础和价值秩序，克服其价值虚无主义本性，并在一个崭新的地基上，重建人类的价值尺度和价值理想，这一点构成了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基本主题，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因而也就集中地体现在超越传统抽象理性主义哲学的虚幻性和无根性，为现代人和人类未来重新奠定价值基础。这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在实质上是一种价值基础的变革，破除陈旧的价值信念，为现代人和人类未来奠定一种崭新的价值秩序，这构成了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基本旨趣和思想内核。我们相信，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对马克思哲学变革实质的理解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最后，从价值虚无主义课题入手，将使马克思哲学在当代人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发挥更大的思想启示力量，从而使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所带来的当代意义将得到最充分的展现。海德格尔曾指出， 随着“诸神的消失”和“世界的没落”，“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了世界的命运”[29]，如何确立与现代人的生活相适应的价值秩序，克服价值虚无主义对现代人生命的侵袭，已成为整个现代哲学和现代人生活所面临的最根本的课题。在一定意义上，现代哲学就是一部不断反省和对抗价值虚无主义的历史，这一点清楚地体现在尼采、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重要现代哲学家的理论工作之中。从前面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此课题上，马克思表现出了敏锐的思想洞察力和独创性，一方面，马克思和上述现代哲学家一样看到了传统理性主义的虚幻性和无根性并致力于寻求克服价值虚无主义的途径，但又区别于他们，他没有仅仅到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谱系中去寻找价值虚无主义的根源，而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内在机制中，具体地剖析资本所蕴含的颠倒、混淆和毁灭价值的本性，认为要充分理解价值虚无主义的根源并有效地克服它，不能仅仅分析柏拉图以来形而上学学说史（象尼采、海德格尔那样），而必须深入到物质生活的内在矛盾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机制和对资本的本性进行深入的解剖，透析使价值虚无主义成为可能的现实力量。在此意义上，在价值虚无主义这一在整个现代哲学和现代人类生活极为重大的问题上，马克思哲学既可与整个现代哲学展开充分的对话，同时又由于它所提供的独特理论视角和分析方法，将显示出其特殊的启示力量，因而具有重大的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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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贺来：1969年生，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联系电话：0431－8929521，电子邮件：helai@public.cc.jl.cn ,  helai51@hotmail.com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100页。

　　１ 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第41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1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3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5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2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1-92页.

　　[⑩] 《海德格尔选集》上卷，383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2-153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5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5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

　　[16] 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第127－128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7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25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3－94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6页。

　　[29] 《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第3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