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卢卡奇一生投身于现代性批判的伟大事业，其中《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独特性即在于此时的现代性批判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的密切关联。早期卢卡奇现代性批判的伦理学和美学路向的没有希望是其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动力，重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为了给现代性批判谋求他路，以总体性辩证法作为自己方法论原则的无产阶级意识就此构成了其现代性批判事业的新的落脚点。
[关键词] 卢卡奇；现代性批判；物化；辩证法；总体性；无产阶级意识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05QN012
[作者简介]王福生，（1975- ），男，内蒙古赤峰市人，哲学博士，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
自从1935年，《左拉与现实主义》经《译文》杂志介绍到中国学界至今，国内学界关于卢卡奇的研究已有七十余年。在这七十多年之中，“从单篇论文的零星译介到代表性著作的规模引进，从党同伐异的政治批判到实事求是的学理求解，我们的研究应当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1]39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既有的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重大的缺陷。比如，对于《历史与阶级意识》这样内涵丰富、影响巨大的著作，人们的研究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偏颇的：要么单纯的注意其纯粹哲学方面的内容而忽略其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物化批判，要么单纯强调其现代性批判的内容而忽略其“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方法的本质，并正确地加以运用”的“基本信念”[2]41，从而以各不相同的方式错失了他的所思所想。这样一来，我们非但无法理解卢卡奇何以能够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而且还堵塞了深入领会其思想探索所可能具有的启示意义和当代价值的现实道路。
实际上，被人为的分割开来的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众所周知，《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副标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但其中收录的八篇论文中，篇幅最长、分量最重的无疑要属专门为此论文集撰写的“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而四十五年之后，在1967年3月为《历史与阶级意识》撰写的“新版序言”中，卢卡奇还依然坚持：一方面，它尝试通过“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传统”而“以最激进的方式推断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革命内涵”；另一方面，它最重要的、“比任何细节问题都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异化问题。”[2]16、11、16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这两个方面，即现代性批判和辩证法研究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密切关系？
让我们把眼光从《历史与阶级意识》上暂时移开，并纵览卢卡奇写下的大量其他著述，以获得理解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视野。在开始自己思想事业的最初阶段，比如撰写《小说理论》的时候，卢卡奇就是反对现代世界的。但是，因为此时的卢卡奇之反对现代世界其初衷是道德理想主义的，其解决问题的方式是美学的，其结果也就只能是悲观绝望：“我们是不是真的准备好离开这个绝对罪恶的年代，或者新事物的降临是不是通报了我们的希望：希望只是一个世界即将来临的征兆，它依然是如此脆弱，即使是已存事物之中微不足道的力量也能轻而易举地将它粉碎。”[3]115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把对现代世界的反对和批判明确规定为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对和批判，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和政治行动主义”来置换其“纯粹唯心主义的伦理成见”。[2]3虽然这部创新之作最后还是留下了很深的唯心主义的痕迹，但正是这种现代性批判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的密切结合深刻地影响和实际地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进程。然而，卢卡奇自己却因此而受到党的谴责，并在一系列真假难辨的自我批判之后成长为一个捍卫现实主义原则的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在晚期卢卡奇看来，文学现实主义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它的“反象征品格”，因为象征主义是作家在无法企及客体对象原初具有的人的意义之时，通过创造一个新的虚构客体来掩饰意义的缺失和事物的沉默的基本手段，其实质是生活和意义之间的纯粹意志的综合，因而是小说家对于失败的一种间接承认，而现实主义则要求一种“以具体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历史境况本身之内的综合。”[4]166、169当然，遵循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卢卡奇并不认为象征主义是现代主义艺术家们个人的审美趣味的结果，而是把它归结为特定历史境况的产物：现代工业文明中的客体对象脱离了人的控制，获得了一种与人无关、在人之外独立存在的“似自然性”（张一兵语），而恰恰是这种幻象构成了象征主义的最后根源。因此，晚期卢卡奇对象征主义的批判也就意味着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正如他对不同于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2]35的坚持乃是因为他于其中窥见了“一种恢复我们与存在自身关系的初始方式。”[4]173
    在简要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卢卡奇终其一生都在投身于现代性批判的伟大事业，但在不同的时期这种批判是以极其不同的方式进行的，采取的也是极其不同的立场。其中，《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独特性即在于现代性批判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的如下关联：早期卢卡奇现代性批判的伦理学和美学路向的没有希望是其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动力，重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为了给现代性批判谋求他路，以总体性辩证法作为自己思想与行动的方法论原则的无产阶级就此构成了其现代性批判事业的新的落脚点。本文作为对这种关联的一个阐述，目的在于重新明确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现代性批判的特定立场，并重新恢复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的理论本意。
  
二、劳动物化：卢卡奇的现代性批判（一）
前面已经讲过，甚至在撰写《小说理论》的时候，卢卡奇对于现代世界的反对和批判还只能得到悲观绝望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严酷现实教育了他，促使他探寻一种能够实际地改变世界的哲学。他的目光转向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由此他不仅获得了深化其现代性批判的有力契机，而且还看到了这项事业的新的出路。
《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现代性批判从把现代世界规定为现代资本主义开始。在“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这篇核心论文的开头，卢卡奇非常肯定地讲到：“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2]144遵循马克思的批判轨迹，卢卡奇把现代社会生活的核心问题归结为商品的结构问题，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之处就在于商品形式在社会生活中的统治地位的确立。众所周知，商品交换行为和与此相适应的主客观商品关系在社会发展的较原始阶段就已经出现了。但是，“一个商品形式占统治地位，对所有生活形式都有决定性影响的社会和一个商品形式只是短暂出现的社会之间的区别是一种质的区别。”[2]144因为作为个别现象的商品交换和商品关系至多只能对社会的结构和划分产生一种否定性的影响，比如侵入原始公社内部的商品交换行为对公社的瓦解作用，但也正因如此，商品形式并不能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基本形式，商品问题只是一个偶然的、个别的问题。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交换及其结构性后果才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内部和外部生活，并因此使商品形式最终成为整个社会的真正统治形式。商品交换的这种结构性后果就是，正如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精彩分析所指出的那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2]143－144这也就是说，人自己的劳动及其成果，作为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客观的东西，同人相对立的存在着。这有两个方面：在客观上，由此产生的世界是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组成的世界，统治这个世界的规律虽然可以为人所认识，但终究是与人无关的自律存在；在主观上，人的活动能力和人本身相对立，并最终被客体化和商品化，像变成商品的其他一切东西一样受制于不依赖于人的客观规律。当然，这里重要的还不在于劳动力成为商品构成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重要的是，“正是从这时起，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才普遍起来。”[2]148
卢卡奇在辨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之后，明确讲到：“我们必须明白，商品拜物教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的问题。”[2]144这是对物化现象得以发生的真实历史情境的明确限定，在此限定之后而展开的现代性批判显然不同于前此的现代性批判：科学的分析代替了道德的义愤，经过诸多中介的具体批判代替了简单直接的抽象断言。
上面描述的商品形式的普遍性的确立，在主客观两个方面制约着对象化在商品中的人类劳动的抽象。在客观方面，各种不同质（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被理解为在形式上是相同的，这是不同劳动产品的可交换形式。在主观方面，各不相同的个别的具体的人类劳动被理解为抽象的人类劳动，这是不同劳动产品可以同归为商品的那个共同因素，也是支配商品生产过程的现实原则。这里重要的是，卢卡奇还明确指出了支配此一劳动过程的基本原则，即“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的原则。”[2]149合理化原则是韦伯分析现代社会的基本概念，指的是现代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祛魅”过程。不过，卢卡奇对这一概念的借用是颠倒过来的使用，是“把韦伯正面论述的东西倒转过来反对资本主义。”[5]56这里，卢卡奇作了两点发挥：一是“劳动过程越来越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以致于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他的工作也被简化为一种机械性重复的专门职能”，由此工人成了“一个被简化为量的数码，一个机械化了的、合理化了的零件。”[2]149、249二是在这种合理化中并通过这种合理化，过去经验上可把握的劳动时间，被转化为作为客观性而与工人直接对立的“可以按客观计算的劳动定额”；不仅如此，随着泰罗制对劳动过程的现代心理分析的推行，这种机械化被一直推进到人的灵魂深处：“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体化，以便能够被结合到合理的专门系统里去，并在这里归入计算的概念。”[2]149
在规定了物化劳动的基本原则之后，卢卡奇具体分析了物化劳动的两个方面。第一，合理化的劳动使处于此一过程中的客体被分为许多部分，因为“劳动过程的可计算性要求破坏产品本身的有机的、不合理的、始终由质决定的统一。”[2]149只有通过把整体精确地分解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并用各专门科学分别研究其特殊的局部规律，合理化才可以达到。由此，“根据传统劳动经验对整个产品进行有机生产的方式”[2]150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生产的纯粹机械过程。第二，更要的是，和客体被分割的情况相适应，主体也被分成了许多部分。工人的人的性质和特点因为不符合可计算性，越来越表现为只是错误的源泉。“人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他对劳动过程的态度上都不表现为是这个过程的真正的主人，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而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他发现这一系统是现成的，完全不依赖于他而运行的，他不管愿意与否必须服从于它的规律。”[2]150－151也就是说，工人将完全丧失他作为人的特性而沦为一个单纯的、附属性的工具：机械系统自给自足，完全可以在人之外独自运转，人若要加入进来只有服从它的规律。
随着劳动过程的合理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工人所遭受的物化也日益严重，直到工人的活动变为单纯的直观，并直接“把空间和时间看成是共同的东西，把时间降到空间的水平上”：“时间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它凝固成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工人的物化的、机械地客体化的、同人的整个人格完全分离开的‘成果’）充满的连续统一体，即凝固成一个空间。”[2]151然而，流动的时间本是人作为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人之历史全凭时间才得以生长和拓展，这正如马克思所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6]532由此观之，说时间凝固成空间，其言下之意无非是说，人凝固成外在的物一样的持存，人作为人的生命存在已经停止。此间又有两个方面：一是主体客体化。机械的局部劳动使工人的劳动力和整个人格相对立的客体化，这一旦成为持续的和难以克服的日常现实，就会使人成为一个旁观者，一个伊格尔顿所说的“惰性的、沉思的存在”[7]240。在这种情况下，人只能无所作为地眼看着自己作为孤立的一分子而被加入到异己的机械系统中去。二是个人原子化。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在切断传统有机的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切断了把劳动的个别主体联系在一起组成共同体的一切联系，他们由此“不再直接——有机地通过他们的劳动成果属于一个整体，相反，他们的联系越来越仅仅由他们所结合进去的机械过程的抽象规律来中介。”[2]152

三、物化意识：卢卡奇的现代性批判（二）
现代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劳动不仅使劳动过程中的主客体发生物化，还使得商品形式作为新的物性掩盖、消灭了一切客体的直接物性。这种对“客体本真物性的遮蔽”[5]58直接加剧了物化过程。因为在伪造物性成功地取代直接物性，并在人的意识中表现为“纯粹的、真正的、非伪造的形式”[2]156时，在直接的商品关系中隐藏的人们相互之间以及人们与满足自己现实需要的真正客体之间的关系也就逐渐消失了，直到变得无法觉察和难以辨认。
在此物化存在的基础上，人们的意识领域也发生了物化。这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对象性形式预先判断了世界关系，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能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某种事物发生关系所借以的方式方法。”[8]449这种意识的物化由于下面这种情况而无情地加剧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适应它的本质和需要的法律、国家等现代官僚统治制度建立了起来，物化由此遍及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物化意识日益加深，直到忘却了社会历史的属人本性，而只把它看作一个个孤立的客体：“在官僚政治中被物化的人，就连他的那些本来能促使他起来反抗物化的机能也被物化、被机械化、被变为商品了。甚至他的思想、感情等等也被物化了。”[2]257对此，卢卡奇通过学术界里的“专门化的大师”和新闻界里的“没有气节”的新闻工作者的例子作了非常形象的阐明。[2]163－164
物化结构是如此之深、如此决定性地侵入了人的意识之中，以致人们根本不曾想到要超越物化现实以及造成这种现实的经济基础：“科学越发展，越科学，就越多地变成一种具有局部特殊规律的形式上的封闭系统，对于这种系统来说，处于这个领域本身以外的世界以及甚至首先同这个世界连在一起的、由这个领域加以认识的物质，即这个领域自身的、具体的现实基础，在方法论上和原则上被看作是无法把握的。”[2]169于是，我们看到：资产阶级政治经学不能理解危机的必然性，资产阶级法学不能理解法律的产生和消失，甚至哲学也不能实现它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建立整体联系的目标。[2]170－177
“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是卢卡奇对近代哲学深陷物化结构的精彩批判，其中显示出来的对于近代哲学的深湛理解在诸多现代性批评家中实不多见。在总体上，他把“近代理性主义形式体系”及其矛盾把握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构及其矛盾的理论表达：“这儿表现出来的近代理性主义形式体系的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隐藏在它们的主体和客体概念中的问题的错综复杂和模棱两可，它们的作为由‘我们’创造的体系的本质和它们的与人异在的、与人疏远的宿命论必然性之间的矛盾，这一切无非是对近代状况所作的逻辑的、系统的阐述而已。”[2]200由此，他详细讨论了近代理性主义的形式体系如何不可避免地与非理性原则形影相随，如何不可避免地把人的存在的最终问题禁锢在知性所不可把握的非理性之中。
讨论的重点是康德哲学。问题集中在近代哲学的这样一个基本倾向，即当主体的直观态度和认识对象的纯形式特征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时，解决非理性问题的理性尝试就是不可能的了。“由于现代资产阶级思想仅仅研究那些形式有效的‘可能条件’（在这些形式中，存在作为这种可能性的基础表现出来），它就自己堵塞了达到对这些形式明确提出问题、弄清它们的产生和消失、它们的真实本质和基础的道路。”[2]176然而，深刻之处在于卢卡奇同时还看出了正是同一个康德暗示了解决问题的出路：“如果说，康德认为‘存在很明显的不是真正的宾词，就是说不是关于可以补入物的概念的某物的概念’，那末他以此就以极其明确的形式表达了这种倾向及其所有的结论。他是这样的明确，以致于他不得不把变化中的概念的辩证法作为他的概念结构理论的唯一选择而提出来。”[2]198
这种批判思路无疑是黑格尔式的。事实上，卢卡奇是把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视为克服近代理性主义形式体系所固有的二律背反的伟大尝试的。在卢卡奇看来，由于黑格尔把“实际内容的生成，即历史的问题”纳入到自己的概念体系中来，他就能够消除事物以及事物概念的独立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僵硬性，其具体途径就是“把它们放到历史世界的具体的总体，放到具体的总的历史过程本身之中去。”[2]222、223卢卡奇认为，只有在这种立场之中，资产阶级思想所努力寻求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才能找到自己的基础并得到真正的实现。然而，重要的不仅仅是在方法论上指出历史是解决问题的必然场所，而且还要“具体地指出这个是历史主体的‘我们’，即那个其行为实际上就是历史的‘我们’。”[2]224令人惋惜的是，恰恰在这个重要的关节点上，黑格尔哲学重又跌入了其所从出的概念神话：“众所周知，他想发现的这个‘我们’就是世界精神，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就是它的具体形态，就是个别的国民精神。……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国民精神只是在表面上是历史的主体，是它的行为的行动者：世界精神才是历史的主体，它利用符合实际要求，符合世界精神的观念的国民的‘自然规定’，用通过它、超越它的办法来完成自己的行动。”[2]224但这样一来，问题只是获得了一种虚假的解决，构成历史的行为对行为者重又变成了与己无关的先验的、客观的存在，自由变成了承认，变成了不自由。由此观之，资产阶级思想在克服其所固有的二律背反的伟大尝试中还是悲剧性的失败了，并由此沉入物化意识的深渊。

四、总体性的辩证法与无产阶级意识：卢卡奇论物化现象的破除
卢卡奇现代性批判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没有停留于对于物化现象的上述精彩分析。他并不想“只是否定地超越了被否定的东西”[2]137，而是要使问题获得积极的肯定的解决。这种解决就是：以总体性辩证法作为自己方法论原则的无产阶级意识将最终从实践上破除这种物化。
在“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一章里，卢卡奇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虽然古典哲学的“结果只是达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完全思想上的再现和先验的推演”，但是“这种推演的方法，即辩证的方法却超越了资产阶级社会。”[2]227卢卡奇的意思是，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是古典哲学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我们只有继承这份遗产，并找到那个现实的行动主体、那个同一的主－客体，创世的“我们”，我们才能找到解答物化之谜的谜底。在他看来，这个谜底就是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地把辩证法作为历史的方法来继承，完成转变物化意识并从实践上破除物化的伟大事业。
与资产阶级科学“不偏不倚的”实证方法重视直接性不同，辩证法以总体性为其基本特征。在卢卡奇的规定中，总体性具有相互联系的两层含义：一是结构性的总体，强调“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2]76；二是历史性的总体，强调对社会现实的真正认识只有在 “具体的总的历史过程”、“历史过程的整体”[2]223、232中才能得到。正是因为资产阶级科学只是局限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纯粹的、直接的、自发描述的限定性，所以它们不能理解它的产生和消亡，一句话，不能理解它的历史。与此相反，总体性的辩证法因为把一切事物及其范畴都放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来理解，所以能够把现实世界中分离的各个部分重新理解为一个具体的整体。
众所周知，这是借自黑格尔的辩证法观念。卢卡奇对此并不讳言，但与此同时，他又认为只有在马克思那里，这种辩证法才被阐发为一种赫尔岑所说的“革命的代数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由辩证方法提供的对现实的认识是与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分不开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保持辩证法的革命原则并使之发扬光大，而不是使之半途而废并最终转为保守。[2]71这就是说，资产阶级思想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陷于直接性之中，而无产阶级却能超越直接性，这种情况绝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思想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现实问题。实际上，无产阶级立场的这种优势根源于它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社会存在。由于他自己所处的阶级地位，工人在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没有办法欺骗自己：“当单个工人以为自己是自己生活的主体时，他的存在的直接性立刻就把这一幻想撕得粉碎。”[2]249工人被资本家出钱雇用，像同样被买来的劳动资料一样，被作为一个客体投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系统中去，由此而直接经验到自己主体性的丧失。工人这种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境域是悲惨的，不过这种境域“从主观方面来看”却隐含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他可以在内心里使自己完全客观地反对他的这种存在”，而与此相反，那些还拥有能够过上好生活的抽象可能性的人们却会心甘情愿地停止在这种局限性和直接性之中。[2]257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9]11光是辩证法为无产阶级提供了真正认识现实的可能性是不够的，无产阶级还需要实际地利用辩证法来发展自己的无产阶级意识，并把它上升为社会自我认识的现实过程。当无产阶级只是直接地意识到商品关系时，它还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个客体，因为商品是被生产的，工人作为买卖的商品，至多只能在这一生产系统中占据一个机器零件所能占据的位置。只有透过由马克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改造过了的总体性辩证法，这一生产过程的封闭系统终于溶化为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永不停息的历史过程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才能同时意识到自己是这一过程的真正的主体，虽然还是暂时被束缚着的主体。只有在这一点达到了的时候，无产阶级才能首先改变自身，然后改变社会现实，无产阶级意识的“实践的本质”才能实际地表现出来：变为实践的无产阶级意识将实际地破除存在的物化结构。（当然，与此直接相关的是，也只有这一点达到了的时候，“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这个如此根本的定义才能得到落实，“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等“辩证法的决定性要素”[2]48、51注②才能得到贯彻。）
卢卡奇就这样以总体性这个核心范畴重新诠释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并将以辩证法为自己方法论原则的无产阶级意识提高到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的唯一出路的高度上。作为对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哲学的庸俗唯物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的解释路向，以及由此而来的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的有力反对，卢卡奇的尝试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历史功绩。然而，我们不得不说的是，把无产阶级意识视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实际上是一种“唯意志论的解决”[10]第七章第三节，因而是独断的和空想的，虽然卢卡奇也把无产阶级意识看作一种“客观可能性”，并视其为“发展所固有”。[2]140、138因为说到底，这一解决方案根源于一种“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的“戏剧性选择”[10]414：对于卢卡奇来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不可避免的对抗虽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这种客观的历史辩证法却不能保证必然会有一个肯定的结果。实际上，“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这篇核心论文就是以这样一种不确信而结束的：“随着这种矛盾的不断尖锐，无产阶级不但越来越有可能用它的积极的内容来取代这些空洞破裂的外壳，而且——至少是暂时地——也面临着在意识形态上屈服于资产阶级文化的这种极其空洞和腐朽的形式的危险。……客观的经济发展只能确立无产阶级在生产中的地位，这种地位决定了它的立场；客观的经济发展只能赋予无产阶级以改造社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这一改造本身却只能是无产阶级自身的自由的行动。”[2]30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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