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聿老师的《哲学通论》之所以能在同类教材中脱颖而出、影响深远，与它是一部个性风格极其鲜明的“专著性教材”密不可分的。按孙正聿老师自己的说法，“哲学是经由哲学家思维着的头脑创造出来的，‘无我’的哲学是不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越是经由独立思考的哲学，越会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越是具有个性风格的哲学，越会成为具有启发意义的哲学。”（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后记”第488页。下文中所引《哲学通论》皆指此版本，故只注出书名和所引页码。）
孙正聿老师把《哲学通论》视为“应运而生”的产物，是把《哲学通论》置于当代中国哲学与哲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大背景中，强调它以及国内相继出版的类似著作“既是当代中国哲学的一种合乎逻辑的产物，也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的一种标志。”（孙正聿：《思想中的时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329页。下文中所引本书，只注出书名和所引页码。）如果把《哲学通论》置于孙正聿老师个人的思想历程中，同样也可以说是“应运而生”的。它凝结和升华了孙正聿老师十多年来哲学探索的成果，是他学术生涯的一个里程碑。《哲学通论》作为孙正聿老师学术生涯的一个标志性著作，彰显着鲜明的个性风格。这种个性风格不单指表层的语言风格，人们都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其文风的独特和华美，而是指内在于语言和叙述之中的深层的思想内容的独特风格，或者说，是孙正聿老师在哲学追问和哲学理解上的独特风格。而这种内在的思想风格往往是时隐时现的，我们有时可能会感受得到，却不一定能捕捉得到并真正地理解它。这种个性风格就是一种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性风格。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底色
引领《哲学通论》的核心问题是“哲学究竟是什么？”《哲学通论》集中展现的是孙正聿老师对“哲学”的理解。而对“哲学”的独到理解又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和独到理解为基础的。《哲学通论》对“哲学”的理解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或者说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底色的。彰显和理解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底色，对于理解《哲学通论》的核心主题即“哲学”，进而理解整部《哲学通论》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与传统哲学教科书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材不同，《哲学通论》没有专辟章节大谈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真正把它活化、内化、融汇到对哲学以及哲学的基础理论、哲学的主要问题等的理解乃至哲学的修养与境界之中。显然，这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和真切理解是不可能的。因此，视《哲学通论》为“建国以来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所撰写的《哲学通论》”，（《哲学通论》，“后记”第489页。）的确是恰当的自我评价。虽然孙正聿老师在“后记”中突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哲学通论》的基础性意义，而且在《哲学通论》通篇中都可以见到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因素，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被打碎后再被当作标签贴到需要的地方的，因此，在这些碎片以及它们的简单组合中，我们不可能形成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全的、真实的观念。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底色”已经融汇到《哲学通论》对“哲学”理解之中，那么就必须从《哲学通论》对“哲学”的独到理解来彰显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底色。
按照孙正聿老师在《〈哲学通论〉与当代中国哲学》一文中的提示，《哲学通论》对哲学本身的追问是以所谓“一纵”、“二横”为基础和出发点的。“一纵”是指“哲学史”，“二横”则分别是指：“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和“当代哲学家对哲学的理解”（“当代哲学的自我理解”）（参见《思想中的时代》，第332-333页。）我们可以循着这“一纵”、“二横”的线索来彰显《哲学通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底色。
首先，从“哲学史”的线索来看，《哲学通论》是从三重维度来透视哲学史的：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来透视哲学史、从人类存在的历史形态来透视哲学史、从哲学寻求崇高的进程来透视哲学史。（参见《哲学通论》，第385-394页。）这三重维度是融通为一的：“哲学反思‘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历史，就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人的存在形态变革的历史，也是揭示历史的文化内涵即寻求和重构崇高的历史。”（孙正聿：《孙正聿文集》（第一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月版，“总序”第10页。）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通论》对哲学史的多重透视和透辟的理解，既构成了其独特的“哲学”理解，又是以其对“哲学”的独到理解为基础和前提的。在此，我们不仅能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因素，更能强烈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精神，这就是被灵活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以及被合理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旨趣——人类的解放。
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维度中，《哲学通论》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转向”的思想高度，去揭示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性内涵的。“实践转向”是“以人的现实存在——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为基础去解决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哲学通论》，第386页。）这就意味着从实践及其历史发展出发，理解哲学基本问题和进行哲学反思，处理和协调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这种将“实践”与“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反思”内在结合的思想，充分显示出孙正聿老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纯熟理解。在《哲学通论》中，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不仅体现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上，还体现在对所有重要哲学问题的理解上。
在“人类存在的历史形态”这一维度中，《哲学通论》是直接从马克思关于人类存在的三大历史形态的思想出发的。从人类存在及其历史发展角度透视哲学史，把哲学史理解为理论形态的人类发展史，这种思路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直接体现。而且《哲学通论》在阐述马克思关于人类存在的三大历史形态的思想时，同时表达了对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或根本旨趣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人类的解放为根本旨趣，以批判和消除人的异化，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历史使命，即以实现人类存在从当前的第二个历史形态逐渐向第三个历史形态的过渡为历史使命，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追求和本体论承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放的本体论”，孙正聿老师在《哲学通论》之后又进行了深化和丰富。）
在“哲学寻求崇高的进程”这一维度中，《哲学通论》的直接出发点是马克思关于哲学的任务从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转向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思想。从这一思想出发，《哲学通论》将古代哲学、特别是中世纪哲学理解为塑造“神圣形象”并以种种“非神圣形象”取而代之的过程，将现代哲学理解为在消解“神圣形象”的基础上，进而消解诸种“非神圣形象”的过程。（参见《哲学通论》，第392页。）在这一维度中，《哲学通论》的思想基础是其本体论追求的思想。崇高作为真、善、美的统一，是哲学本体观念的文化表征，哲学寻求崇高的历史也就是哲学本体论追求的历史。《哲学通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为指导，没有抽象地辨析“本体”和“本体论”的涵义，而独辟蹊径从哲学本体论追求的实践基础出发，来探寻哲学本体论的真实内涵，把哲学的本体观念和本体论追求同人类独特的存在方式联系起来。哲学本体论作为一种追本溯源式的意向性追求，是理论思维的无限指向性的体现，也深刻地体现了人类自身存在的内在矛盾，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理想性和无限指向性的体现。需要强调的是，《哲学通论》对本体论的非实体化的理解——即把本体论理解为一种追本溯源式的意向性追求，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思想的真实涵义的理解为基础和前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揭露了传统本体论及其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所追寻的绝对的永恒存在、客观真理和神圣价值的虚幻性，剥离出其中基于人类实践本性和思维本性的本体论追求这一真实的本体论内涵。因此，哲学本体论的真实意义不在于它所追求的目标，而就在这种不懈的思想追求本身。（参见《哲学通论》，第231页。）这一观点是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审视哲学本体论的历史演进，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革命的结果，反过来，这一观点又成为透视哲学本体论追求的历史演进及其文化表征，即寻求崇高的历史进程的理论制高点。
其次，从“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的线索来看，《哲学通论》是在人类把握世界的诸种基本方式的比较分别中、特别是在哲学与科学的对比之中，凸显哲学的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揭明哲学独特的思想维度——反思的思想维度。
《哲学通论》从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出发来理解哲学，进而在它们的区别和联系中理解各种文化样式。实践使人超越于世界而构建自己的有“意义”的生活世界，这种实践观点化为思维方式体现在对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的理解中就是：其一，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人不是直接面对世界，而是通过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神话、常识、宗教、艺术、伦理、科学、哲学等为中介去把握世界；其二，人类以自己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去把握世界，把外在的“自在世界”变成人的各种丰富多彩的“世界图景”——神话的、常识的、宗教的、艺术的、伦理的、科学的、哲学的“世界图景”，而且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提供各自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作为“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三者统一“世界”，才是人的有“意义”的“生活世界”，即人的“神话世界”、“常识世界”、“宗教世界”、“艺术世界”、“伦理世界”、“科学世界”、“哲学世界”。同时，这一“世界”也是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所面对的世界。
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并不是直接以世界为对象而形成的关于世界的理论观点，而是以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的成果，即各种“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所构成的“观念世界”，为对象进行批判性地反思。因此，哲学与人类把握世界的其它基本方式之间就是一种反思关系，哲学是人类思想的反思思想的维度的体现，也是实践的内在否定性、批判性和终极指向性的体现。《哲学通论》从哲学与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的比较中来理解哲学，就跳出了长期以来仅仅着眼于哲学与科学的二元关系来定位哲学的狭隘视界，进而超越了哲学理解中根深蒂固的“哲学的知识论立场”。然而，为了清晰地阐明哲学的反思性，《哲学通论》又浓墨重彩地集中阐述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哲学和科学是人类理论思维的两种不同方式，它们分别集中表现着人类理论思维的两个基本维度：“科学集中地表现着思维和存在高度统一的维度，哲学则集中地表现着反思思维和存在关系的维度。因此，哲学对科学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既不是普遍性对特殊性的关系，也不是一种特殊性对另一种特殊性的关系，而是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中介所构成的哲学对科学的反思关系。”（《哲学通论》，第92页。）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实现思维与存在在规律层面的统一的问题；而哲学活动则是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也即把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当作“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关系当作“问题”进行“反思”。这是哲学对科学的“反思”关系的核心，也是哲学的“反思性”的核心。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哲学通论》关于哲学对科学的反思关系的内涵的分析，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为指导的，在概括科学历史发展和哲学历史发展的最新成就基础上实现的当代水平上和当代意义上的哲学对科学的反思。（这种反思包括：“反思科学活动的基础”、“反思科学研究的成果”、“反思科学发展的逻辑”、“反思时代的科学精神”、“反思科学的社会功能”、“反思当代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其中充分体现着当代科学发展成就和哲学反思的成果。参见《哲学通论》，第98-132页。）
最后，从“当代哲学的自我理解”的线索来看，《哲学通论》是在当代哲学的广阔视野中，在当代各异其是的哲学观的比较鉴别中，深化哲学的自我理解。
《哲学通论》概括出了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50年代以来八种主要的哲学观并对它们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比较。这八种哲学观依次是：普遍规律说、认识论说、语言分析说、存在意义说、精神境界说、文化样式说、文化批判说、实践论说。在这八种哲学观中，“实践论说”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观的概括，是最后出场的。且不说“实践论说”这一哲学观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它之所以最后出场，是因为这种实践论的哲学观，为我们合理地理解和解释当代哲学的各种哲学观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思路，即：从思维最切近的基础即实践及其特性出发，去理解和解释哲学追寻的不同形式及其历史成就——各种不同的哲学观。这实际上就把实践论的哲学观理解为一种“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而且本身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绝妙运用。
“实践论说”或实践论的哲学观的核心内涵即:“以‘实践’的观点去理解和解释全部哲学问题。”（《哲学通论》，第43页。）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实践”理解为一种哲学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哲学通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观。从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出发，《哲学通论》为我们揭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变革，特别是在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理解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既不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所理解的‘无人身的理性’与其‘逻辑规定’的关系，也不是旧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所理解的‘抽象的个人’与其‘感性的直观’的关系，而是‘现实的人’以‘感性的活动’为基础的与‘现实的世界’的关系。”（《哲学通论》，第43页。）从“实践”出发去理解全部哲学问题，既意味着，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理解全部哲学问题，更意味着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理解、处理和协调人与世界之间的全部关系，即“改变世界”。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以“底色”的形式融汇于对哲学的追问之中，构成了《哲学通论》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指导，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坚定的理论信念也就被建构和传达了出来。
在《哲学通论》中，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念，既体现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出发对一般哲学理论的重新阐发和对具体哲学问题的独到理解，如“哲学基本问题”、“哲学的反思性问题”、“本体论问题”等；又体现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思想为依据去考察哲学理论问题和社会现实问题，如“哲学的派别冲突问题”、“哲学的历史演进问题”、“市场经济问题”等；还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对话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前人类生存矛盾的深刻揭示。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兴起，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马克思主义哲学处境尴尬，在这样的情势下，《哲学通论》没有随波逐流，仍然坚守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念。这种坚守不是固执，而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切理解，而这种理解，又同孙正聿老师对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哲学发展的积极成果的概括、理解和提升，密不可分。
孙正聿老师把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主要的历史阶段：8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哲学、80年代的反思教科书的哲学改革和90年代的后教科书哲学。（参见《思想中的时代》，第315页。）上世纪80年代，适应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界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哲学改革和思想解放运动，那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重构为契入点的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传统教科书的体系和内容的检讨和反思中，人们普遍地认识到其体系不能充分表达和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内容和核心精神，其具体内容也未能真实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因此，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理论界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
按照孙正聿老师的概括，在反思教科书的哲学改革的哲学进程中，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逐步集中在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一是怎样从“研究对象”和“理论性质”上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二是怎样从“哲学旨趣”和“理论使命”上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在80年代初，前一个问题是以讨论“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这个命题集中体现的，后一个问题则是以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这个问题集中体现的。（参见《思想中的时代》，第302-303页。）最终这两个问题都聚集到“实践”问题上，以“实践”的观点去理解全部哲学问题，进而以“实践”的观点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凝结成了“实践唯物主义”这一重要理论成果。
孙正聿老师主张应当从“历史”与“理论”两方面把“实践唯物主义”理解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而非仅仅是一“称谓”。在 “历史”的意义上，如何理解“实践唯物主义”与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及其中所隐含的“实践精神”的理解有关；在“理论”的意义上，如何理解“实践唯物主义”与人们对80年代的哲学论争及其成果的熟悉程度、理解程度和接受程度有关。（参见《思想中的时代》，第306-307页。）孙正聿老师特别强调，“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这个问题的艰难性和重要性，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如何理解哲学的“性质”和“对象”问题，关系到能否从哲学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然而这一关系到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和“对象”的重大理论问题，却由于其艰难性在80年代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和展开深入的讨论。（参见《思想中的时代》，第307页。）因此，孙正聿老师认为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即以实践的观点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努力，需要有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从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到重新理解哲学，再以重新理解的哲学为基础而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的时代》，第307页。）在这一过程中，“重新理解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进一步发掘揭示“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这一命题的深刻内涵。
孙正聿老师不仅概括和揭示出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或“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发展趋向，而且又自觉地以自己卓越的哲学研究实践和推进着这一趋向。从80年代后期开始到《哲学通论》的出版，围绕着“辩证法”、“哲学基本问题”、“人的存在方式”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问题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量级论文：《认识的内容和形式的二重性》(《哲学研究》1985年第7期)、《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哲学研究》1990年第1期）、《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作为终极关怀的本体论》（《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4期）、《辩证法的批判本质》（《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人类思想的哲学维度》（《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寻找“意义”：哲学的生活价值》（《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崇高的位置：徘徊于世纪之交的哲学理性》（《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4期）、《辩证法理论的当代反思》（《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2期）等。另外还有三部著作：《理论思维前提批判》（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现代教养》（吉林教育出版社1996年6月版）、《崇高的位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版）。这些论著不仅深化了对“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这一哲学改革遗留问题的理解，推进了“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而且构成了系统的对“哲学”的理解，这些成果的集中呈现便是《哲学通论》。因此，我们可以把《哲学通论》看作是孙正聿老师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的结晶，只不过在这部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是通过对“哲学”的追问来表达的。这与他对9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状况的判断是一致的：“20世纪90年代以聚焦‘哲学观’为切入点而推进对马克思哲学观的反思。”（《思想中的时代》，第154页。）
《哲学通论》之后，孙正聿老师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更为深入的研究。这种深化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理论”、“本体论革命”、“辩证法理论”以及“哲学旨趣和历史使命”等问题。一方面，这些研究是他所说的“以重新理解的哲学为基础而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落实和实践，因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为新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贡献了力量，同时，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明确地昭示出了包括《哲学通论》在内的此前所有的哲学研究中，孙正聿老师一以贯之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念。质言之，在孙正聿老师的哲学思想历程中，无论是在8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反思中，还是在90年代对哲学的真诚追问中，以及在新世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没有退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念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断深入，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成果又巩固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念。在几十年的这种思想与信念的双向促动交融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已内化为孙正聿老师个人的思想境界。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境界
在《哲学通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信念融合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境界并体现为独具个性的生活智慧和人格魅力。
《哲学通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境界，首先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活运用中，特别是对“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灵活运用。因为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透的理解或真正内化，是不可能达到如此绝妙运用的。如上文所述，《哲学通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融汇到对哲学的追问和理解之中。在此，我们可以通过总览《哲学通论》对哲学的理解的途径来管窥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境界。
哲学是“反思”，是指向“思想前提”的前提批判，因此，哲学标志着人类思想的反思思想的维度，哲学与人类把握世界的其它基本方式尤其是科学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思关系。哲学是“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作为“思想中的时代”或“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以理论的形式表征了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为人们提供着时代水平的“安身立命之本”。而对人的“安身立命之本”的寻求，也就是试图获得某种关于人自身的存在与发展的最终的根据、标准和尺度，这便是哲学的本体论追求的历史。本体论追求的哲学史，既是人类不断寻求和重构崇高的文化史，同时也是人类自身存在方式历史性转换的人类史。最终，《哲学通论》把哲学升华为一种“修养”。在以上关于哲学的理解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转化为一种融实践的智慧、批判的智慧、辩证的智慧以及创新的智慧为一体的思想境界。
《哲学通论》对哲学以及所有哲学问题的理解和剖析，都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转向”，从实践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并在实践以及对实践的合理理解中处理所有理论问题，因此，《哲学通论》非常强调哲学的现实生活基础和现实生活意义。从实践及其历史发展出发进行哲学追问，也就意味着永远保持哲学的批判性立场，因为实践性总意味着历史性，而历史性又必然蕴含着批判性，《哲学通论》合理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并突出强调哲学的批判性。然而，哲学批判不能是无立场的批判，批判的同时也意味着建构，而建构的同时也进行着批判和自我批判，因此，哲学的反思和追寻只能是在建构和批判或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中来进行。实践的本性是创造，哲学的本性是创新，哲学是在自己时代的水平上创造性地综合和批判行地反思人类实践和认识的历史成果的产物，因此，哲学才被誉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的创新本性与哲学的反思性、批判性、辩证性等都是相关的，它们都基于人类的实践性，都强调人类应当不断自我追问、自我反思，不断实现人类思想和生活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
其次，《哲学通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境界，还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旨趣和历史使命的高度认同。孙正聿老师对马克思及其哲学的崇高理想极为尊崇。在《哲学通论》中，孙正聿老师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熔铸着它的创始人及其后继者的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和深厚教养，因而具有一种气势恢宏、博大精深、睿智通达的理论境界。”（《哲学通论》，第447页。）后来，孙正聿老师又进一步指出，“反思和阐释马克思的哲学观，有一种强烈的感动——被马克思的伟大人格和崇高理想所感动。马克思是‘人’而不是‘神’，但他是自觉地‘为全人类而工作’的人，他是自觉地为‘一切人的全面发展’而献身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只有这样的‘大写的人’，才能为‘大写的’人类贡献出‘解放的哲学’。”（《思想中的时代》，“序”第10页。）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崇高理想的尊崇，孙正聿老师认为，哲学就应当具有庄严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强烈执著的主体自我意识。（参见《哲学通论》，第472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旨趣是“人类的解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是：批判和消除人的异化，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上文中我们已经分析了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旨趣和历史使命是如何体现在对具体哲学问题的理解之中的，在此我们只展现《哲学通论》对这一哲学旨趣和历史使命的认同程度。
在对哲学的生活价值或历史使命的理解中，《哲学通论》认为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一种“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因此，真正的哲学必然以炽热的社会自我意识的使命感去求索生活世界的意义，理论地表征人类生活的矛盾与困惑、理想与选择，从而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参见《哲学通论》，第224页。）这种理解显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在对当代哲学包括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趋向和历史使命的理解中，《哲学通论》认为哲学的未来走向必定是走出当前人类生存的精神困境，重新寻求和确立崇高在人类生活精神坐标上的位置。（参见《哲学通论》，第425页、第429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异化的批判和对人类解放的追寻，其实质就是对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批判性研究和对真实的崇高的追寻。在对哲学主要问题的理解中，《哲学通论》把“在”、“真”、“善”、“美”四个问题最后都归结为“人”的问题，人是哲学的奥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哲学，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类解放这一中心问题或根本问题，不仅能够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而且能够深化对全部哲学问题的理解。（参见《哲学通论》，第292页。）
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旨趣和历史使命的高度认同，贯穿于孙正聿老师哲学研究的始终，从而使得他的哲学具有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宏伟的气势。
哲学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哲学反思无非是“追究生活信念的前提，探寻经验常识的根据，反思历史进步的尺度，讯问评价真善美的标准。”（《哲学通论》，第3页。）即对人的现实生活的“安身立命之本”的永无止境的求索与反思。因此，哲学反思必然体现为现实生活中的自觉的反思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和创新意识等。是一个人作为人必不可少的文化修养，是合生活智慧与人格修为为一体的哲学化境：“高举远慕的心态、慎思明辨的理性、体会真切的情感、执著专注的意志和洒脱通达的境界。”孙正聿老师是这样理解哲学境界的，在我们的心目中，这也正是他“为人为学，其道一也”的哲学境界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