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孙正聿教授的《哲学通论》发表十周年。《哲学通论》是与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一部重要著作，它同时也是和我研习哲学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的一部著作。回想起1998年的初冬，孙老师把《哲学通论》送给我，当时的情景和心情如今依然历历在目。十年以来，《哲学通论》以其全新的理念和境界，清晰而深邃的思路和观点，特别是它那种原创的自由的学术风格，一直感召着我，促动着我，并伴随着我踏入马克思哲学研究这片充满思想的挑战和魅力的新领域。在这篇短文中，我想结合自己这些年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验，谈谈对《哲学通论》的几点认识，不当之处请孙老师和各位同行批评指正。
    首先，我认为《哲学通论》所取得的最主要的哲学成就是成功实现了对旧的教科书哲学的替代，从而建立起了中国哲学基础理论教育的新的典范。孙老师从最早的时候起就强调：《哲学通论》是“一部专著性的教材” 。这一学术定位是意味深长的。有论者鉴于《哲学通论》深厚的思想底蕴和学术含量，强调《哲学通论》的哲学专著特性，而回避《哲学通论》在哲学教科书改革方面的重要作用。而我认为，《哲学通论》在取代旧的哲学教科书这一意义上对当代中国哲学发展所发挥的作用，不是当代中国哲学界任何一本即使是优秀的哲学专著所能承当的。按照孙正聿教授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分期，在从前80年代的教科书哲学、到80年代的教科书改革的哲学、再到90年代的后教科书哲学这一演进过程中，《哲学通论》的问世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即这部著作的问世标志着“教科书改革的哲学”取得了决定性成功，由此才真正拉开了“后教科书哲学”出场的序幕。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孙老师反复讲：“我所讲和所写的《哲学通论》在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哲学通论》对当代中国高校的哲学专业教育的改革，出自一个自觉而完整的宏大规划：它的初衷是建设一门“使学生全面了解哲学，并引导学生进入哲学思考和培养哲学思维”的专业基础课 ；它的灵魂则是以全部的哲学史为依据对“哲学”本身的追问，具体化为对哲学的一般特点、学科概况、历史演进和修养创造这四个方面的全面考究；而它的最重要的实践后果是牵引并实现了高校各门哲学专业课直至整个哲学课程体系的改革，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课程的关系上，由于“哲学通论”课的开设，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可以集中阐述马克思哲学的内容本身，同时也使这一内容本身具有更深厚的理论内涵和更强大的理论说服力。第二，在与中、外哲学史课程的关系上，由于“哲学通论”课的开设，而加深哲学史课程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深度，真正培养一种“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理论思维”。这样一个精心设计的哲学课程改革总体规划，由于《哲学通论》这部“专著性教科书”的问世而获得了实现。由此观之，《哲学通论》通过对传统教科书哲学的成功替代而对当代中国高校哲学教育发展做出的贡献，是必须首先给予充分肯定的。因为从历史的观点看，建国后的长期以来，哲学教科书从根本上禁锢了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高校的哲学意识，以至“教科书哲学”就是“哲学”本身；因此在中国，批判和抛弃教科书哲学是哲学本身的一次再生，使之回到本真意义的“哲学”上去，其对中国哲学发展的意义是根本性的和总体性的，决不是在我们通常划分“教学”与“科研”那种意义上的“教学”日常工作的层次上来说的。《哲学通论》对旧哲学教科书的成功替代，本质上意味着当代中国哲学事业的新生。
    由此出发，我认为《哲学通论》取得的另一个、也是更深刻的成就，就是它所尝试的哲学从一种纯粹“学术”向人民“学养”的深刻转型，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学说”、“学术”和“学养”的有机统一。孙老师认为，马克思从人类解放出发的哲学旨趣和哲学境界，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具有一种作为人民“学养”的社会功能。马克思本人认为：真正的哲学汇集了“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 。无论是旧的教科书哲学还是后来的新时期哲学界，都某种程度遗忘了马克思的这一教诲，把哲学仅仅理解为科学的“学说”和纯粹的“学术”，而忽视甚至回避哲学作为“学养”的社会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承担“学养”功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法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的世界观的。孙老师敏锐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不以意志为转移的重要趋势就是，作为关于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愈来愈不是仅仅作为一种“学说”和“学术”而存在，而是作为愈益普及的人民“学养”而存在，成为一种作为人民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关系的世界观的思想形式。 在这样一种深刻的趋势中，《哲学通论》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是极为突出的。我认为，在《哲学通论》中寄托并实现了作者关于哲学本性的一种全新的和带有革命性的理解，就是“任何一种哲学学理，只有当它成为人的精神生活的真实内容的时候，也就是只有当它成为人们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的‘学养’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成为人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在我所接触过的大学生、研究生和其他哲学爱好者当中，有那么多莘莘学子受惠于《哲学通论》和《现代教养》等著作，这种情况是当代中国哲学界的任何一本学术著作都无法比拟的。而我认为在这一情况背后的深层意味是，《哲学通论》的作者通过这部“专著性的教材”初步实现了他自己的一个远大哲学理想：“作为学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把人的全面发展的哲学理念实现为每个人的自觉追求。这样的哲学‘学养’与当代中国人民是最为亲切的，也是探索当代中国哲学发展道路需要深长思之的问题。” 
更进一步来看，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哲学通论》致力于实现的哲学学术与人民学养的这种统一，其重要的社会意义乃至历史意义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因为众所周知，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强烈冲击和挑战。无论我们每个人抱持何种文化立场，都不能不承认，大众文化的强势发展已经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它已成为今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乃至哲学反思的一个重大课题。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哲学通论》这本主题严肃、内容纯正、许多章节颇显艰深的哲学著作，能够一版再版，销售愈十万册，取得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这是特别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现象。我个人认为，《哲学通论》取得成功的本质在于，这是一个在大众文化的时代对这种强势文化趋势做出正面积极回应的成功范例：它既坚持了哲学的尊严，坚持了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崇高典范地位，坚持了哲学对大众常识乃至科学进行反思性前提批判的权利与能力；同时又依据哲学作为“人民学养”这样一种全新的哲学观理解，以“学养”和“现代教养”的方式，把大众文化时代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的思想和话语带入哲学反思的层面和境界，实现大众文化与哲学学术的和解。这也就是孙老师提出的“流行观念陌生化”和“现实存在间距化”的要义。大众文化强劲冲击精英文化对哲学学术产生的深刻影响，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中外学界关于大众文化的性质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大众文化是马克思阶级政治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最新反抗形式（如汤普森）；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大众文化是资本逻辑在深度现代性条件下的最新实现形式（如阿多诺）。这种分歧启示我们，其实所谓大众文化只是社会精神生活的一个载体形式，关键则在于我们能够向这种载体形式注入什么样的精神内容。《哲学通论》的文化意义就在于：它不仅为哲学学科和学术在大众文化时代如何生存下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更                                                                                                                                                                                                                                                                          展望了哲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道路和前景。
最后我认为，《哲学通论》之所以能够在在哲学专业教育和哲学学养培养方面取得成就，其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学术性的，即这部著作中熔铸了哲学理论与哲学史的深厚内涵。或者可以引证作者说过的另一句话：“讲坛”的力量来自“论坛”。下面我根据自己阅读《哲学通论》的体验来谈简单的几点。
有论者认为，《哲学通论》的精神底蕴主要来自德国古典哲学。我基本认同这一看法。这不仅是基于《哲学通论》作者在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方面的深厚功底，更是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理论渊源关系所预先决定的。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来讲，孙老师在《哲学通论》中运用“时间在先”与“逻辑在先”这一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经典问题来解说传统的唯物唯心争论之时，已经把黑格尔用以突破近代意识哲学思路的主客同一性原则锁定为《哲学通论》把握本体论问题的基本解释原则，从而使《哲学通论》的哲学视域进入了黑格尔之后现代哲学的存在论视域。按照《哲学通论》的再度解读，“逻辑在先性”的本质是主客同一性，“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逻辑在先性是指思维和存在的自在的同一性，具体讲，“即：从‘逻辑’上看，客体作为主体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客体之所以是客体，是以主体存在为前提的；……主体在何种程度上把握到客体，客体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主体的对象，又是以主体的实践水平和认识水平为前提的。” 多年以前我读到这一段论述时即留下深刻印象。而多年以后，当我在科耶夫解读的推动下真正理解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主客同一性原理时，再回顾从前阅读《哲学通论》时获得的对该问题的那个“前理解”，体会更深。因为很可能正是那种“前理解”注定了我在知天命之年能够顺畅接受黑格尔哲学的这一机缘；对黑格尔的理解又反过来使我年轻时阅读《哲学通论》的体验变得意味深长。
另外，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理论传承关系这一论题，我最初的基本理解也是来自阅读《哲学通论》，而这种基本理解至今仍然成立。《哲学通论》中提出，近代意识哲学的基本困境是在本原问题上自然本体和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以及相应的思维方式上的客观性原则与主观性原则的互不相容。黑格尔哲学的意义首先在于，他成功地开拓出一条“本体论中介化”的道路，以“概念”为中介解决了精神与自然、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问题。没有黑格尔这一开拓性工作，马克思后来以实践概念为核心实现的现代哲学的革命性转向就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认为，仅仅用德国古典哲学来概括《哲学通论》的哲学史内涵是不够的，《哲学通论》对哲学史的理解是全景式的和总体性的，它的内在哲学视野则是“后黑格尔的”即现代哲学的。从《哲学通论》的内容直接来看，与现代西方哲学的遇合和对话才是这部著作的主导性学术抱负，书中对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理解，对语言哲学和后现代主义的分析，都是相当深入的，显然倾注了很大精力。这里我愿举出自己阅读《哲学通论》的一个片段性经验，来证明它的现代哲学视野的深度存在。《哲学通论》第四章第二节对“真”的概念解析，结合了语言分析哲学的细腻方法和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深度洞察，提出：“真”的第一层含义是在“有”与“无”、“存在”与“非存在”的关系中得以成立的，因此所谓“真”就是“有”或者说“存在”。“真”的第二层含义，才是人们普遍接受的认识论的“符合论”理解，即所谓“真”是在“真实的”与“虚假的”关系中成立的，因此“真”＝“真实的”。《哲学通论》对“真”的这种两义划分，特别是对其第一义的揭示，与海德格尔在存在论层面上对真理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在读到《哲学通论》这个章节的同时，我正在攻读《存在与时间》。我看到海德格尔已经不再从认识论角度提 “真理”问题了，这使他的真理定义显得古怪，但最重要的是他已经觉悟到真理问题的存在论性质了，所以他把“真理”界定为“揭示着的存在”或“存在者的被揭示状态”。于是有这样的结论：“唯当此在存在，才有真理存在。” 在了解海德格尔如何把真理问题由认识论界面推进到存在论界面的同时，阅读孙老师关于“真”的概念解析（特别是对其第一义的揭示），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机缘，使得我能够在自己此在的有限经验内直接印证海德格尔的那句名言：“所有哲学家都在思考同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