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当代中国发展模式需要深入反思的问题是中国的改革发展究竟靠什么获得成功：中国模式的发展逻辑是什么？如何从中国经验提升中国理念以推动中国模式的创新？从社会发展哲学视角揭示中国模式之谜，就需要从中华文明传承、现代化转型、社会主义实践、全球化发展、中国改革的视角反思中国模式的发展逻辑，阐发中国模式蕴涵的自主发展、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天下为公、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提出和谐发展观，推动中国模式及其发展理论的创新。

关键词：中国模式；发展逻辑；发展理念；和谐发展观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50多年，中国一直在艰辛地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模式。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近30年，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举世瞩目，在全球化的舞台上中国日益显现出一个发展中大国复兴的影响。国际社会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反面渲染，有“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积极评价。特别是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了“北京共识”[①]，旨在超越“华盛顿共识”的视野来总结中国发展模式，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反响。中国现在需要自我反思的问题是：中国的改革发展究竟靠什么获得成功？中国模式的发展逻辑是什么？如何从中国经验提升中国理念以推动中国模式的创新？本文从社会发展哲学的视角揭示中国模式之谜，反思中国模式的发展逻辑，提升中国模式蕴涵的发展理念，提出和谐发展观，以推动中国模式与发展理论的创新。

 一、中国模式的发展逻辑

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当代中国模式的生成，归功于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伟大创造，取决于现代化转型进程的历史塑造，受制于社会主义实践的路径依赖，根源于中华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破解当代中国模式之谜，需要从中华文明传承、现代化转型、社会主义实践、全球化发展、中国改革的视角反思中国模式的发展逻辑。

1．中华文明的传承逻辑：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中华和谐精神是中国模式的文化根基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在许多古老文明相继衰落之后依然保持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其奥秘在于中华文化拥有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和谐文化基因，使其具有自主创新能力与涵容同化能力，在维持社会秩序与推动文明演进中谋求发展与和谐的统一。汤因比从文化统一的视角分析中国文明模式生成与发展的历史逻辑：“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之前，中国早已实现了文化统一。在这方面，中国最伟大、最富创造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生在兵连祸结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完成政治统一之前。”“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一旦确立，便在它覆亡之后能一再得到复兴。”[1]（P37-39）中华文明能够在各种内外挑战中沉着应战，长久维系着民族与政治的统一，与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密切相关。张岱年曾把中华文化精神概括为：一是刚健有为；二是和与中；三是崇德利用；四是天人协调。[2]（P418-427）用《周易》的乾坤两种卦象来概括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就是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发展精神与厚德载物的和谐精神，既构成中华文明自主独立、守正日新的原创动力，又赋予中华文明兼容并包、学习创新的博大胸怀，使得中华文明成为对内具有凝聚整合能力、对外具有涵容同化能力的独特文明体系。汤因比在中国改革伊始就如此断言：“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人类的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1]（P394）

当代中国模式的生成，正是中华文明的传承逻辑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创造性体现：继承发扬中华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学习和涵容一切先进文明进行自主发展与创新。这已成为中国对外树立“中国形象”和表达“中国道路”的某种共识。胡锦涛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5000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3]

2．现代化的转型逻辑：在协调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中自主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与道路

反思现代化历史进程，西方世界的率先兴起与东方世界的相对衰落构成了社会理论界两个相关联的经典命题。这其中蕴涵着现代化的转型逻辑：与时俱进地转化与更新传统，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自主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创造出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这才意味着现代化转型的成功。在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有自由市场经济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有社会市场经济的莱茵模式，有福利国家制度的瑞典模式，有政府主导型的日本模式，这些都成为现代化模式的典型代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转型中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在于未能处理好自身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以实现传统的转化更新，没有自主创造出适合自己的现代化模式。成功的现代化转型还有赖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作为其必要前提和重要保证。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只是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帝国，内忧外患中的中国成为孙中山所痛心疾首的“一盘散沙”，他倡导民族、民主、民生的三民主义，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进行了艰辛探索。这一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现代化路向被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所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真正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奠定了民族解放与主权独立的政治基础，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则在此前基础上进一步使中国富强起来，以捍卫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方式融入现代化和全球化时代潮流。

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是转化中国历史传统、结合中国现实国情、适应全球发展潮流的现代化创新过程。中国现代化研究专家罗荣渠曾指出：“传统与现代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革新，是现代化的本质，但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不但在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革新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革新的助力。”[4]（P376）当代中国模式的生成与发展，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社会转型过程。这种社会转型正是中国传统自我转化与现代化创新的承接贯通，是一次“凤凰涅槃”的新生——不只是中国在经济上的腾飞、政治上的崛起，更是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是在中国传统创造性转化与现代化革新基础上的中国模式创生。

3．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反对教条主义与僵化模式，实事求是地学习和扬弃资本主义

20世纪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成败得失，需要我们进行深刻的反思。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为什么发生剧变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获得成功？其奥秘主要在于：社会主义能否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来实现本土化的创新，能否通过学习和扬弃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

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深刻表明，能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创新，的确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了僵化教条的苏联模式，最终走向了失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而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成功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P2-3）经过几代中国人的努力，中国已经初步探索出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当代中国模式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和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要实事求是地学习和扬弃资本主义文明，才能创造出崭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当代中国模式的探索，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遗产，吸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博大的胸怀自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明，进行发展创新。莫里斯·迈斯纳如此评价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家：“这些改革家决不是倡导实现资本主义的人；他们是从颇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求助于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的权威，以及他论述资本主义物质成果是社会主义必要前提的权威，并且经常援引列宁的一句名言：‘我们所能想象的惟一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从大量资本主义文化中汲取所有教益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6]（P521-522）当代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要在扬弃资本主义文明的学习创新中得到切实发展。

4．全球化的发展逻辑：在改革开放中以和平发展方式自主推进中国模式与和谐世界建设

当代全球化的发展成为中国模式生成的世界历史背景，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质上是中国自主开展的全球化战略。中国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实现全球化与中国化的双向建构，以和平发展的方式自主推进中国现代化模式与和谐世界体系的建设。俞可平认为：“全球化是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统一。对于目前中国的特定发展背景而言，全球化意味着现代化加中国化，或者说是现时代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因此，要真正保持中华民族的特色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就必须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它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7]（P18）中国与早期全球化进程中内源型现代化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背景。西方早期现代化国家当时靠掠夺资源和殖民侵略来推动其迅速兴起，中国只能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中以和平发展的方式进行自主创新，营造出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和谐世界环境。

中国模式遵循了全球化的发展逻辑：“以我为主，将西方文明为我所用，使其尽可能地‘中国化’。这条逻辑在清王朝称之为‘中体西用’，在国民党时期称之为‘中国本位’，而现在我们叫做‘中国特色’。”[8]（P19）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实现本土化的转化，中国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成为发展中国家自主走向全球化的最大赢家。然而，中国的迅速兴起，必将改变大国力量间的平衡而面临成功融入和应对全球化的新挑战：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如何尽快缩小发展差距，获得与发达资本主义相竞争的比较优势？如何在与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中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创新？如何在全球化的同化效应中保持和创造中国特色？如何在对内的和谐社会与对外的和谐世界战略中建构和平发展的中国形象并创建和谐共处的世界秩序？这些全球化与中国化的双向建构问题，是当代中国模式的发展创新必须面对的重大议题。

5、中国改革的发展逻辑：从释放市场经济活力的自由发展到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和谐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面向市场化的改革与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使得高度集中的权利结构发生了从放权让利、权利分化到权利和谐的演化历程。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的主攻方向是面向市场化的体制突破，通过释放市场经济活力赋予人民自主发展的权利，那么进入21世纪旨在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和谐社会构建，则提升为创建当代中国模式的中心议题。中国改革的前一阶段主要在于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来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当前阶段的改革则主要在于规范和完善市场经济秩序，并在基础上创建和谐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是中国改革的深层发展逻辑。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在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特征是放权让利，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这种放权让利使个人、集体、国家的利益普遍得到提高，真正实现了所谓的普遍受益、皆大欢喜。正是由于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满足，全社会促成了支持改革的意识形态共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进入了加速的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主要体现为社会阶层分化、城乡二元结构难以突破、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利益分配关系失调等问题。进入21世纪，中国提出了以人为本、以社会结构调整为主线的和谐发展战略，把社会和谐、权利结构平衡、经济社会协调、社会公平正义放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在此之前国家主要强调打破原有的计划体制，引导社会的适度分化以增进效率，而在21世纪初开始走向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公平正义、追求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建设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探索，是既将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高效率引入到社会主义制度中来，以此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将社会主义的正义性引入到市场经济机制之中，以便更好地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当前中国模式的核心内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其中的“中国特色”就是要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国情出发，使市场经济体现出中国特性并符合中国实际；其中的“社会主义”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注重公平正义与人民本位的制度优势；其中的“市场经济”要体现自由发展与效率观念，三者的结合就是要将中华文化的和谐精神、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与市场经济的自由效率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制度创新，来创建和谐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二、中国模式的发展理念

当代中国模式的发展创新问题，迫切呼唤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赵汀阳认为：“中国经验是世界经验中最重要和最具创造性的因素之一，或者说，中国经验将是世界文化体系的一个关键性的变量，中国问题将是世界问题的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有着思想学术深度的中国经验思考——中国对自身问题的理解以及中国对世界问题的理解——去重新形成缺货已久的中国理念，即一种源于中国经验的、包含着值得不断展开的思想问题的关于人类生活的基本想象。”[9]（P3）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哲学创新不仅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全面和谐发展的理论先导，而且成为推动反思中国模式、探索中国道路、提升中国理念的时代呼唤。真正体现出中国特色并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发展理念，可以简要地概括为自主发展的发展战略理念、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理念、以人为本的人民本位理念、天下为公的和谐世界理念、和谐共生的和谐发展理念，应以之为基础创建和谐发展观，推动中国模式与发展理论的创新。

1、自主发展：中国模式的发展战略理念

从发展哲学的视野来反思，中国模式的发展战略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主发展道路。建国以来中国一直在艰辛地探索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直到改革开放中国才真正走上了“创造性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型发展模式”[10]（P113）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的提法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只能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5]（P311）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确立了市场化主导的改革导向，逐渐明确了中国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目标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方式就是改革开放的发展创新，简要地说就是中国特色的自主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实事求是精神，从自身国情与战略需要出发，在面向世界的改革开放与学习创新中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发展道路，保持了与全球发展的同步性，避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如拉美的依附化陷阱，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现代化的平稳转型，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与世界现代化历史上创造了空前的发展奇迹。

回顾30年来的改革发展历程，中国特色的自主发展战略意义深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开拓创新，不再迷信教条和盲目照搬，尊重独立思考与主体精神，空前深刻地解放了中国人民的创造力与生产力，开拓了自由、自主发展的广阔空间，成功开创出中国特色的自主发展道路。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指出：“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发展的实现必须全面地取决于人们的自由的主体地位”。[11]（P1-2）因此他认为：“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重要手段。”[11]（P7）以此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实践，其实质正是中国人民的真实自由在现实生活中的扩展，既是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性同时也是每一个中国人作为发展主体所获得的实质自由的增进。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与自主发展构成了中国模式生成的实践经验基础与主导战略理念。

2．实事求是：中国模式的指导思想理念

从发展哲学的视野来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创新，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就是以实践性为根本特征的实事求是精神，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认识、检验和发展真理。因此，就要用实事求是精神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来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都深刻表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的确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将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化的创造性阐发，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实质。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5]（P63）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们说重申，就是说把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恢复起来。”[12]（P278）邓小平在1987年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指出：“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5]（P209）邓小平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增加了解放思想的阐发，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的理解。江泽民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增加了与时俱进的阐发，开创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理解的新境界。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确立了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提出以人为本与和谐发展的理念，在新时代创造性地发展了实事求是精神。

中国的改革发展靠什么获得成功？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5]（P382）以实事求是为灵魂发展建构起来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指导思想理念，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模式的发展创新。

3．以人为本：中国模式的人民本位理念

从发展哲学的视野来反思，以人为本是从中国模式的人民发展道路中提升出来的人本价值观。以人为本，有着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中华民本思想在当代的创造性提升。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早在千百年前，中国人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今天，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3]在当代中国，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切实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人民本位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提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这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依据。从中国模式的实践中提升出来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倡导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求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的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转变过去传统发展观的“见物不见人”的错误取向，必将极大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就要注重发展的人民性，把人民性作为发展的最高尺度，始终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一切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继承发扬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唯物史观的人民本位思想，开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新境界，必将在指引中国模式的发展创新中造福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4．和谐世界：中国模式的天下为公理念

从发展哲学的视野来反思，天下为公的和谐世界理念，既立足于中国“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文化传统，又紧扣全球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将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让我们携手合作，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13]在当代中国思想界，赵汀阳创造性地提出并论证了立足中国传统又颇有时代新意的“天下理论”：“从世界去思考”真正达到“以天下观天下”[14]（P4）。天下为公理念超越了现代性视野中的自我本位与民族国家的思维，对全球化时代的全球秩序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论构建。天下为公理念蕴含着中国对全球化时代构建和谐世界的创想，中国正在以和平发展的方式与和谐共处的理念为中国与全球的发展负责。中国的天下为公理念，启示当代人类建构一种新的和谐世界观：

首先，天下为公确立了全球多元一体的和谐意识，明显区别于从自我本位思维出发的对抗意识。天下为公意识不是从自我本位出发去思考世界，而是真正为天下着想，谋求全球公正与世界和谐；而对抗意识就是将自我与“他者”对立，使完整的世界和整体的人类陷于分裂，制造人为的矛盾和冲突。天下为公的和谐意识正是要消解二元对立，摒弃对抗意识，从而使和谐共生的世界成为可能。其次，天下为公确立了人文世界的道德法则，明显区别于崇尚强权逻辑的丛林法则。道德法则作为一种人文世界的生活逻辑，落实在政治上就是一种文化教化的政治；丛林法则是动物界的生存法则，遵循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强权逻辑，明显违背了体现人类尊严的道德法则。天下为公贯彻以德服人的人文逻辑，是以道义力量展开的理想感召；而强权逻辑强调以力服人，总是图谋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以强权政治横行，抱有独霸世界的野心。天下为公要求的政治秩序是中国政治文化倡导的“王道”世界，是对“霸道”世界中强权逻辑的超越。再次，天下为公确立了“人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共生精神，明显区别于“己所欲，施于人”的单边主义。赵汀阳把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金规则修正为“人所不欲，勿施于人”[15]，其新意在于为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公共生活和世界秩序立法，破除任何可能从自我本位出发的单边主义倾向。因为“人所不欲，勿施于人”确立的共生精神承诺了人类生活和利益的整体性，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要求贯彻公正对待、互相尊重、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正义原则。而单边主义背弃了人类利益的整体性和协同性，以独占代替同享、以偏好代替共识，将自己的立场与标准强加于他人，极易造成损人利己、减损人类整体利益的严重后果。从天下为公确立的“人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共生精神出发，必然要求确立一种和平共处、公平正义的全球政治秩序。总之，源于中国天下为公的和谐世界理念，确立了多元共生的和谐性思维，建构了“天下思维”[16]的新世界观，成为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世界需要的天下为公的和谐世界观。

三、中国模式的和谐发展观

从发展哲学的视野来反思，中国模式的发展理念可以简要概括为和谐发展观。当代中国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统一的和谐发展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与倡导人与自然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的社会和谐观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正是把人当作主体和目的，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有利于实现社会的普遍和谐；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正是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人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体现着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要求。因此，发展不能单纯追求片面的经济增长与效率优先，而要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最终谋求实现社会发展的和谐共生。

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和谐观的统一就形成了追求和谐共生的“和谐发展观”[17]：改革是和谐社会要求下的改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动力与有效途径，其核心是通过制度完善与体制创新激发社会活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发展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与最终目标，其核心是要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经济与社会等诸多关系的和谐发展；和谐是改革发展的价值取向与保证机制，其实质是使改革发展成为人民的事业，激发人民参与改革的主体意识，让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和谐发展。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中华文明历来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今天，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实现物质和精神、民主和法治、公平和效率、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3]和谐发展正在成为推动当代中国模式发展创新的主导理念。

和谐发展观的提出，是在坚持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指导下，继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发扬中国和谐思想传统、借鉴全球社会发展理论基础上所做出的综合创新。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提出了以人为本、协调发展、和谐发展的一系列指导思想理念；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出了把握与处理发展问题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中国文化传统拥有“和而不同”、“天人和合”、“政通人和”、“协和万邦”等丰厚的和谐思想资源，注重和谐共生是中华文化一贯的精神；20世纪全球社会发展观经历了从经济增长观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观的转变，其中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佩鲁提出的以人为中心的综合的整体的内生的“新发展观”、阿玛蒂亚·森提出的拓展人们真实自由与增强人们可行能力的“自由发展观”，这些发展理论为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发。和谐发展观的创建，一是注重发展的人民性与和谐性，坚持以人为本是发展的最高尺度，谋求实现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二是注重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追求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强调发展要惠及子孙后代，建立发展的长效机制；三是注重发展的辩证性与多样性，按照统筹兼顾的辩证法则处理发展问题，在遵循发展普遍性要求的基础上追求多样化、特色化的发展；四是注重发展的科学性与创造性，既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又突出人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能动性，是科学性与创造性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总之，和谐发展观的理论创新，“其根本宗旨在于谋求以和谐发展的方式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正在创建着真正体现中华民族特色与全球时代精神的人本和谐发展理论。”[18]（P268）

现代化与发展模式研究是20世纪中期以来国际社会发展理论界的重点研究领域，相继出现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理论、社会转型理论、全球化理论等。这些发展理论深入研究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社会市场经济的莱茵模式、福利国家制度的瑞典模式、政府主导型的日本模式等比较典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并对拉美模式、东亚模式、印度模式、俄罗斯与东欧的社会转型模式进行了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模式开始进入了国际社会发展理论的视野，许多著名学者如托夫勒、萨谬尔森、斯蒂格利茨、阿玛蒂亚·森等对中国的改革经验与发展模式给予了极大关注。进入21世纪，中国模式到了反思总结的关键阶段，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了“北京共识”，在超越“华盛顿共识”的视野中总结中国发展经验，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反响。上述国外发展理论与发展模式的研究，为我们总结中国改革经验和发展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然而，国外对中国模式的总结并不能代替中国自己的反思，国外社会发展理论也并不能代替中国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创造。

国内学者在批判借鉴“北京共识”的同时，基本上不认同这一提法，而是采用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来概括中国改革发展经验。国内学者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问题进行了一些比较深入的多学科研究：吴敬琏、林毅夫、胡鞍钢等从经济学视角对中国市场经济改革道路的研究，俞可平、郑必坚、林尚立等从政治学视角对全球化与中国发展模式的研究，黄平、李培林、孙立平等从社会学视角对社会转型与中国经验的研究，罗荣渠、章开沅、钱乘旦等从历史学视角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国际比较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社会发展哲学视角来看，高清海1988年就倡导“中国应当有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1999年出版了《社会发展哲学——中国现代化的理性思考》，2004年呼吁“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19]，这是中国哲学界创建自己的社会发展哲学和建立中华民族“思想自我”的学术自觉。当前，发展哲学与政治哲学、文化哲学、价值哲学、人的哲学成为国内哲学界的几大重点研究领域。然而中国模式研究还没有进入中国社会发展哲学研究的主流，缺少哲学层面的深度反思，因此需要从社会发展哲学视角来推动中国模式研究的深入发展，从中国经验提升中国理念，以推动创建真正具有中国风格与世界意义的社会和谐发展理论。

参考文献

[1] 汤因比．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 张岱年全集：第5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3] 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N]．人民日报，2006－04－23．

[4]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7] 俞可平，黄平，谢曙光，高健．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8] 俞可平．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9] 赵汀阳．现代性与中国[C]．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10]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1] 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2]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3] 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N]．人民日报，2005－09－16．

[14]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15] 赵汀阳．论道德金规则的最佳可能方案[J]．中国社会科学，2005，(3)．

[16] 漆思．“天下思维”与全球化时代人类的世界责任观[J]．世界哲学，2007，(1)．

[17] 漆思．“易和哲学”论纲：社会和谐发展观的中国哲学理念[J]．江海学刊，2006，(2)．

[18] 漆思．现代性的命运——现代社会发展理念批判与创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9] 高清海．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J]．新华文摘，2004，(14)．

Development Logic and Development Idea of China Model in 30 Years Reform

QI Si

( Philosophy Foundation Theory Research Center，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130012 )

Abstract: The problems in need of deep reflection on contemporary China development model are: What does it depend on for China to achieve success i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What are the development logic of China model？How to generalize China ideas from China experienc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China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development philosophy, this paper makes a preliminary revelation about the mystery of China model: Reflect its development logic from the aspect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heritanc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socialist practice, gob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China reform; expound development ideas of “development act on one’s own”，“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human factor coming first”, “the whole world as one community”, “living together in harmony” contained in China model. Based on thes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viewpoint is put forward to drive the innovation of China model and development theory.

Key words: China model; development logic; development idea; harmonious development viewpoint

 --------------------------------------------------------------------------------

[①]“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是乔舒亚·库珀·雷默在2004年5月7日伦敦《金融时报》上首次提出，5月11日伦敦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发表了《北京共识》报告。该报告提出了“北京共识”的三个定理：大胆实验，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求变、求新和创新是体现实力的基本措辞；超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衡量尺度，把重点放在生活质量上，追求公平与可持续性的发展；包含一个自主理论，发展不对称力量是应付复杂安全环境的最有效办法。“北京共识”旨在超越“华盛顿共识”，启示发展中国家应根据本国情况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北京共识》的中文版载于黄平、崔之元主编《全球化与中国——“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