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是“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孙利天教授的新著《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是这种努力中的一部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

一、面向生活：朴素地追问如何“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

这部著作给予人的突出印象，是它的凝重而又空灵的哲学思考。说它凝重，是从它所论证的问题和对问题的论证说的；说它空灵，是从它对问题的领悟和表达的思想说的。这种凝重和空灵，不只是凸显了作者的写作风格，而且体现了“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的努力。

凝重与空灵，在学术的意义上是深邃与睿智，在人生的意义上是执着与通达，在学术与人生相统一的意义上就是“为人为学，其道一也”。这体现了包括中国传统哲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气派和风格，并因此成为“说中国话”的学问境界。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对于当代中国的哲学学者来说，非常重要的是达到“说中国话”的学问境界。

翻阅这部著作的目录，特别是其下编“中西马哲学会通的思考”的目录，很多小标题是有意思和耐人寻味的。“反思常识的乐趣和妙用”，“生活的理想和反思的限度”，“生命领会和精神自觉”、“朴素地追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和希望”……。这些标题，体现了作者的一种自觉：以中国哲学的关于“日常日用”的思考来探讨和阐述具有重大意义的哲学问题，在这种探讨和阐述中达成“中西马哲学的会通”，并进而实现“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

“反思”，在西方哲学的范畴体系中，特别是在达到哲学思维理论自觉的黑格尔哲学的理论体系中，就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也就是“对思想的思想”。关于“对思想的思想”的“反思”，孙利天教授在明确提出“哲学反思的直接对象是知识”之后，集中地论述了对“常识”的反思，并由此提出了“中西马哲学会通”和“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的一个特别值得关切的思路与路径。

这部著作提出，“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是反思常识的哲学”，“力图在人们的常识中悟出道理，从而又高于常识，指导常识。这就使中国哲学独具特色”（第370页）。之后，作者笔锋一转，接着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更自觉地强调常识的意义，这是由它的实践性、阶级性所决定的”。对此，作者具体地提出这些重要的例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人们在日常活动中所形成的素朴唯物主义信念，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基础；人们在常识中自发地对思维和存在、思维规律和存在规律的统一性的确信，是一切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前提”（同上）。之后，笔锋又一转，作者指出，不仅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就把知识区分为实用技能和技术、技术和科学以及关于“一切事物普遍原理和原因的最高智慧即哲学”，而且现代“西方的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也没有忽视对常识的分析和反思”（同上）。据此，作者提出：“把哲学反思的对象从狭隘的科学领域推移到广阔的常识领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而形成这样一个具有方向性的判断的根据就在于，“哲学反思常识，就使哲学离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切近，人们对哲学就会更亲近，我们也会从中体会到哲学反思的新乐趣和妙用” （第371页）。

关于反思常识的意义，作者是以面向生活的哲学态度提出的。在作者看来，现代哲学所造成的“哲学与生活的疏离，一方面使哲学本身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一方面使哲学与日常生活方式的意欲、需求和理想隔阂起来，从而使哲学必须在自身中寻得创造的冲动”（第375页）。这就是现代的“学院化”哲学。然而，“生活的理想和渴望、生存论的焦虑和谋划，本来就是压倒对自然的惊奇和震惊的更为强烈的哲学动机，随着宗教的衰落和科学的兴起，哲学终于找到本己的事情”（第375—376页）。这种“本己的事情”，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中国传统哲学的伦理动机大多压倒认知动机，它们更自觉地反思和追究人格理想、社会理想，都是某种践履笃行的存在哲学和实践哲学，都渴望成为风行草偃的教化哲学”。而“现代西方哲学在把对事物、存在者的认知任务交给实证科学之后，在从宗教的衰落中重新找到终极关怀、终极情感和先于科学世界的生活世界之后，无疑大大缩短了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交往间距，理解的视界更易融合，这为中西哲学更有意义的比较和会通提供了条件”（第376页）。由此，作者进而在“历史”已成为“世界历史”的现代性的时代视野中提出，“人们的生活方式、说话方式、思维方式作为一个整体日趋世界一体化。如果这是人们普遍的生活理想，大可不必为此忧心忡忡，也不必固执民族文化情绪而以东西有对立的思维方式顽固地抗拒。所幸的是，流行的未必就是好的，生活方式中自发孕育的价值取向总是受到哲学反思的批判和矫正”（第381页）。对“生活”本身的“存在”和“真理”的关切，日益成为中西哲学的“共同的关切”，因此，对“常识”的反思，就构成了中西哲学会通的重要内容，也成为当代哲学发展的主要趋向。

正是在面向生活和反思常识的哲学取向中，作者提出了一个凝重而又空灵的哲学命题：“朴素地追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和希望”。在作者看来，“中国哲学必须面向我们自己的问题，表达中国人民自己的体验和希望”。因此，“什么是我们的痛苦和忧伤？什么是我们的光荣和梦想？我们真实希望的是怎样的生活？”“准确地把握住我们自己的真实问题，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哲学有了共同的关切，对话、互动和会通就有了现实基础”（第444页）。在这里，作者提出了中、西、马“对话”与“会通”的最为深刻也是最为现实的根基——对“生活”的“共同的关切”。作者的这个思路，以中、西、马的哲学“会通”为出发点，体现了马克思对“哲学”的理解，即：哲学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9—220页）。

正是基于人民的“共同的关切”，作者进一步提出，“对于平凡的渴望是每个普通、平凡的人对自身解放的吁求，对平凡的正义性、道义性、合理性的肯定”。“也许平凡才能真正伟大，因为我们是有限理性的个人，我们只能承担有限的美德和义务，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只有有限的意义和价值，真实地面对我们的有限性、平凡性，才能有人性而非神性的骄傲和伟大”。由此作者更进一步提出，朴素地追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和希望，才能“真实地生活或者本真地生活”。然而，“过一种真实的生活”却面对着传统的和现代的诸种“问题”，必须经过“多方面的深刻变革”才有可能成为现实的生活。这种“变革”，不仅包括马克思所指出的揭露“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即对“神”的批判，而且包括马克思所指出的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即对“尘世”的批判。作者认为，“当代中国哲学于此有不可推缷的责任”（第446页）。

二、面向文本：深切地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

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既不是用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表达方式来改造和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及其教科书体系的表述，也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及其教科书的内容“装进”中国哲学的概念框架，而是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理论自觉，在回应时代性的人类问题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塑造属于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并以这种“独特声音”影响世界历史进程。这就是“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种“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必须是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的哲学，必须是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的哲学。怎样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和“本真精神”，既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的根本性的理论前提，也是“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性的理论内容。孙利天教授的这部著作正是以探讨“马克思的哲学观变革及其当代意义”为切入点，逐步深入地论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哲学观与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方式”、“现代哲学革命和当代辩证法理论”、“辩证法的当代任务和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和民族性”、“寻求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等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革命、本质精神和当代形态的重大理论问题，并在这种论述中阐发了“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的路径选择。

马克思究竟在哲学史上实现了怎样的革命？这首先需要透辟地揭示西方传统哲学的本质以及马克思所实现的对传统哲学的“颠倒”。在这部学术专著中，作者明确地概括了他对西方传统哲学的理解：西方传统哲学是追求绝对真理的超验形而上学，其思维方式是以意识的终极确定性为基础或目标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其功能和作用是以最高真理的人类理性名义发挥思想规范和统治作用的意识形态。作者认为，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颠倒”，最为重要的是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的揭示，这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脑力劳动的主要形式是通过思维的抽象作用理解事物、现实和感性，随着思维抽象能力的发展，现实的一切事物都可以抽象为纯粹逻辑的规定，现实的一切运动都可以抽象为纯粹逻辑的运动；在纯粹理性完全脱离了现实或感性确定性之后，逻辑、意识的确定性只能在纯粹理性自身之内建立终极基础，“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反倒成了一切现实存在的基础；哲学的纯粹理性尽管是对事物和现实的最高抽象，但仍曲折地表达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意志和思想，因而哲学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第4—5页）。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作者进一步提出，西方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一种脱离现实而又统治现实的颠倒的世界观，意识形态批判的任务就是把这种颠倒的世界观再颠倒过来，以使人们正视真实的现实世界。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和颠倒，在西方哲学史上实现了一场真正的思想革命，提出了一种新的哲学观和新哲学思维方式，开创了现代哲学的新时代。马克思所以能够作出划时代的理论贡献，关键在于他找到了理解现实世界的新视域，找到了突破传统哲学框架的新范畴、新语言和新思维方式，这就是作为感性物质活动的‘实践’”（第5页）。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先后提出以“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重新称谓和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革命及其“本真精神”的理解和阐释，却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础性的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的哲学观开启了一个新的哲学时代，它的伟大的原创性远远地超出了自己时代的理解水平，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容易完整地把握这种哲学的新精神”（第7页）。为此，作者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解”中，提出和讨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描述的科学还是革命的科学？实践观点是本体理论还是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的指令还是革命道路的探索？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在旧唯物主义的原则基础上还是在新唯物主义的原则基础上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辩证法是脱离内容的方法还是一种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学院化”的哲学还是“大众化”的哲学？生存论和实践论转向是消除认识论问题还是为哲学对真理的追求展示了新的理论视域？正是在对这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辨析与论证中，作者深入地阐述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革命及其所开辟的哲学道路的理解。

这部著作的上编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解”，是以“信仰的对话”作结的。这应当说是意味深长的。作者指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不同种族、民族和国家的人们相互承认、相互交往乃至相互合作的先验前提”；但是，对于“人心是什么、心之理是什么的反思认识，却有不可还原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每种不同的宗教、文化和哲学的人性理解，规定了一个民族和文化的精神特质”，“规定了人们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体验方式和情感态度”，因此“高度地凝聚着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智慧、体验和情感”（第177页）。在“信仰”的层面上进行“对话”，在“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体验方式和情感态度”的“反思认识”中探索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会通”，才能在文化的根基上创建“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思路是富有启发性的。

三、面向世界：在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批判中把握时代精神

“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需要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而且需要在“历史”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我们的时代”回应世界性的哲学思潮，特别是回应以反思“哲学”和“现代性”为实质内容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对此，《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这部学术著作的体系设计是颇具匠心的。上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解”，集中论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的理解，从而为“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根本性的哲学理念和实质性的理论内容；下编是“中西马哲学会通的思考”，集中阐发中国哲学的特点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会通的时代性课题，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或样本；这部专著的中编则是“现代西方哲学批判”，以作者所提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集中地揭示现代西方哲学所提供的“理论资源”和其自身的“理论困难”，从而为“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提供开阔的理论视野和深层的理论问题。

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标志性的特征，是在“拒斥形而上学”的旗帜下“消解”、“终结”和“治疗”哲学，而《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这部著作的中编即“现代西方哲学批判”的开端则是“哲学的合法性论纲”。这个题目的针对性是十分明确的：“对传统哲学合法性的质疑和否定，是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线索，也是现代西方哲学运动的一个基本趋势”（第183页）。对于这个“基本线索”和“基本趋势”，作者认为其根据是在于，“对哲学合法性的质疑，可看作是非哲学文化（如科学、逻辑、文学、艺术、宗教）对哲学文化唯我独尊地位的抗议，是现代西方文化多元化、大众化、世俗化的必然结果，是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和平等原则的体现”，因此，“这是西方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进步，也是哲学自我意识的一个巨大的进步”（第184页）。作者认为这种“进步”在于，“现代哲学对传统哲学合法性的质疑，是从哲学作为知识形态的虚假、意识形态的社会根源的揭露、理性感染盲目自信的否定、人生体验真实的强调、哲学的学科帝国主义的批判等方面而展开的。这是对哲学的性质、方法和功能的全面反思”（第188页）。“具有一种有限的哲学功能观，是现代哲学对哲学合法性质疑的一个值得重视的批判成果”（第191页）。作者以承认现代哲学对哲学合法性质疑的“进步”性为前提，提出自己对“哲学合法性”的论证：“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而“哲学问题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形而上学性质，这是人们对世界的生活最终意义的追究”。“它不满足于日常经验和科学认识对世界和生活的分裂的认识，而要求用一个统一的原理和体系对世界作出解释”（第189页）。“哲学作为对世界和生活的整体理解，必然是对人类全部文化形式的理解，它要沟通不同的理解方式，需要有自己特有的概念框架和方法”（第190页）。作者由此得出的总体性结论是：“哲学有自己特有的问题、形式和方法，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有存在权力的证明，但是哲学又必须调整自己的自我意识，哲学应警策自己。我们只是寻求世界和生活的最系统的原理，而不是已经完全拥有了这个真理，对哲学功能的过高期许，永远是哲学的不幸”（第191页）。

正是以这个“论纲”的总体性理解为基点，作者从多种角度和多种问题展开了“现代西方哲学批判”：一是“追思形而上学”，深入地探究和阐述“作为思想的形而上学”，既揭示“思想是形而上学的秘密”，又暴露“思想形而上学的界限”，进而提出“超越形而上学思想”的思路，从而在“形而上学思想”与“后形而上学思想”的张力中寻求哲学的未来，并把这种寻求诉诸于“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在“追思形而上学”的理论思考中反省我们时代的时代精神，以“体验的时代”来表达 “21世纪哲学”的主要特征，以“纯粹理论生活的理想”来表达现代哲学家在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彷徨，以“生存论的态度与本体论的理解”来表达我们时代的功利主义态度与自然主义态度之间的存在经验，并把这种关于“张力”、“彷徨”和“存在经验”的理论思考诉诸于对“当代中国哲学的思想方向”的求索；三是聚焦于哲学的辩证智慧，既从辩证法去解析“内在意识形而上学的根本焦虑”，又“从思维方式看后现代主义哲学”，更从“当代中国哲学的思想方向”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在哲学辩证智慧中的“对话”与“会通”，从而为“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示或提供了富有生命力的理论内容。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2011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