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哲学界不断地深化了哲学研究的理论自觉。反思和推进这种理论自觉，是当代中国哲学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和“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双重自觉

面向现实和坚持学术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积淀的宝贵经验。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和“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面向现实生活是哲学的“天命”。任何真诚的哲学思考不仅深入自然、生命和历史的深处，并且有着成为现实的力量。然而，“思想中的时代”并不是“表象中的时代”，哲学需要艰苦的精神劳作，不能在对现实关怀的迫切中搁浅。当代中国哲学学者已经自觉地致力于哲学的现实性与学术性相统一，但在哲学研究中仍存在着不容 忽视的两种状况：或者以面向现实之名而不是在哲学层次上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或者以学术研究之名而拒绝哲学的现实关怀。这种现状表明，对于哲学研究的现实性和学术性的关系的理解凾待深化。

作为“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和“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所要把握的不是各种“实例的总和”，而是人类自己生活的“时代”和构成人类生活意义的“时代精神”。“时代”作为现实的尺度，是现实的总体化或总体性的现实，它不是现实中的各种事物的抽象共相，而是由现实聚集创造成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不能为杂乱的感觉、流变的表象所把握，而只能由思想“说出”；构成人类生活意义的“时代精神”，是由众多个性化的生命活动和个体的意志所创造的“合奏曲”，它不能为狭隘的情感和主观的意愿所领会，而只能由思想“听出”它的“主旋律”。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概念、理论并不在现实的对面，而是时代及时代精神作为总体性的现实所构成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是以“最抽象的方式”所把握到的“最现实的存在”，也就是从对人类创造文化的多样性活动的丰富感受中超拔出来，凝聚成时代精神的“普照光”，把握到时代精神的“主旋律”。当我们以“思想中的时代”的“普照光”去观照、反思人类创造文化的其他各种活动时，才能自觉地将各种文化活动规范、引导和提升到时代水平的高度，成就各种文化的“同时代人”。

哲学中的“现实”概念，不同于常识的、科学的“现实”概念，它不是对经验事实的“表述”和对情感意愿的“表达”，而是对历史发展趋势的“表征”，内涵着总体性的理论把握和理想性的价值诉求。哲学“思想”并不在“现实”的对面，“现实”本身就内蕴着“思想”，因而，哲学不仅现实性地把握和描述“时代精神”，而且理想性地塑造和引领“时代精神”。所谓塑造和引领时代精神，就是哲学家以新的哲学理念和新的思维方式为人类展现新的世界，提示新的理想；以否定性的思维对待人类的存在，揭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以否定性的思维去反思批判各种理论的前提，揭示理论前提的其他可能性，从而在现实与理论多种可能性的某种交错点上，揭示人与世界之间的新的意义，提示可供反省和选择的新的理想。

哲学作为历史和逻辑的统一，造成其学术性与现实性分裂的深层根源是“历史”的缺场。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它是历史性的思想与思想性的历史的统一，处于“历史、现实与理论的交汇点”上。人们之所以易于将“现实”理解为一个静态的名词或截止的画面，而不是创造进化的动态过程，是因为逻辑中心主义的理念哲学对历史的遗忘与遮蔽。传统形而上学作为“本体论—逻辑学—神学”的三位一体，其真理是超历史的“逻辑—上帝”。“时间”在传统哲学中，只是一种“感性直观形式”，而没有作为“感性创造活动”成为存在本身。作为直观形式的时间是对“现在”的模仿，在“现在”时间的容器中，现实与历史截然二分，历史已经成为空洞的、僵死的过去。从把时间视为“感性直观形式”到把时间理解为以“感性创造活动”所构成的“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存在本身就成为“现实的历史”。历史会通了古今，现实就是历史的聚集，而历史则是现实的创造进化。就历史与逻辑的关系来说，理论不是非历史的、超时间的逻辑先在，历史时间也不是逻辑展示自身的外在形式。理论是历史创造活动的回忆和凝结，而现实作为存放历史的空间是历史的聚集，理论与现实在历史性中实现了统一。

哲学作为对创造进化的生命冲动的最深邃的觉解，同时也守护着生命自由创造的本性。现实性不仅是创造性的生命活动构成的结果，而且是自由创造的生命本性本身。自由创造的生命本性作为现实性的深邃内核，构成了现实性得以实现的根据，而作为学术的哲学则成为自由创造的生命本性的澄明者与守护者。学术性与现实性在回归哲学本性的哲学研究中，方能达到真实的一体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哲学，在“历史、现实与理论的交汇点”上，方能“成一家之言”。

二、哲学研究的“历史性的思想”与“思想性的历史”的双重自觉

哲学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这包含两层涵义：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忘却了历史的逻辑必将成为形式主义的僵死枯骨，丢弃了逻辑的历史则会成为“数据的罗列”和“实例的总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哲学就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

哲学的学术研究，突出地表现为对哲学史上的重要哲学家及其经典文本的“客观的研究”。所谓“客观的研究”，就是不以先在的理论教条对哲学史进行“外在的批判”和僵化的规定，而是以严谨的态度肯定哲学史自身的独立地位和价值，梳理哲学史的发展脉络和思想逻辑，力图把哲学发生的历史构成为思想性的历史，悬搁概念理论的先行设定，以对历史上哲学的客观的研究代替教条的格义，注重于哲学思想的“固有体系、固有问题和内在的了解。”（陈来，2008年）这种“内在的”研究呈现了哲学自身的丰富性，凝结出哲学思想的新的重心和问题，照亮以往被遗忘的角落，展现对哲学思想研究的多元的角度，甚至改变以往研究的哲学思想的主题，从而把哲学史展现为“思想性的历史”。

在“思想性的历史”中，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都是一种“历史性的思想”，都具有自身存在的独特的根据与意义。这就是中国学人所讲的“接着说”。不可否认的是，三十年来我国哲学界主要是在“照着说”方面取得了进步，尚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接着说”，还没有建立中国哲学的自主话语，创造出个性化的、原创性的、典范性的伟大哲学作品。一味“照着说”并不符合哲学创新的生命本性，历史意识的过分沉重湮没了自我的个性和创新的欲望。也许，我们确实在哲学研究中遗忘了自我；也许我们在思想英雄和高尚心灵面前自惭形秽，不敢尊重自己。但是，我们凭借什么与思想英雄比肩？自信不过是自身力量的自觉与把握，我们的力量来自哪里？离开“思想性的历史”提出一套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理论体系，也许不乏“原创性”和“独特性”，但却难以其坚实性、广阔性和延续性获得实在的意义。当我们力图悬搁一切先见，回到事情本身的时候，事情本身是什么？哲学是活在当下的思的事情。哲学之思不是个别的思，而是思本身，即对思想的思想。“活在当下”意指哲学的时代性关涉，即哲学之思当凭借时代性内容去反思人类性问题。哲学史是“思想性的历史”，那里存放着永恒的哲学基本问题。哲学对时代的把握是以“接着说”的方式，即在对永恒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反思中反驳以往哲学的方式实现的。正是在此意义上，“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作为活在当下的思的事情，就是要求哲学应当携带着时代聚集到“思想性的历史”——哲学史上来。

“哲学就是哲学史”的真实意义是 “哲学史就是哲学”。哲学史应当是哲学的，是哲学的活生生的自我进展，是哲学自我的生命史，现在的哲学自身内包着哲学史。哲学史仍然活在哲学自身中，历史时间意味着变异、延续、进展和创造进化，是生命的确证。历史传统是“活着的过去”，这就是黑格尔以生命的流动和包含来形容的哲学史。为了使哲学史的研究成为哲学的，必须使哲学史从逻辑中心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必须使历史上的哲学家从抽象理念的剪裁下挣脱出来，恢复其丰富具体的个性，显示其内蕴的异质性、矛盾、裂缝和不协调之处，避免将生命创造的脉络僵化为思辨逻辑的构架。对于我们来说，“看到人家的好处”和“发现人家的问题”，进而“形成自家的思想”，这才是有意思和有意义的“接着说”的哲学活动。作为哲学的哲学史，不是死的遗产，而是活的生命，因而不是已完成的封闭之物，而是呼吸着现实的新鲜空气，走向新的文明的创造者。只有会通融合，才能开放哲学史呼吸的开口，唤醒历史上哲学家沉睡的灵魂，参与到我们与思想的英雄和高尚的灵魂的对话与辩论之中。我们与历史上的哲学家的对话与辩论，就是哲学史所呼吸的现实的新鲜空气。这种哲学史研究，就从以哲学史为对象的客观的知识研究，上升到我们与哲学史相融通的“同情的了解”和“带有敬意的批判”。“寻找理论资源”与“发现理论困难”的研究过程，就是与高尚灵魂的对话，对思想英雄的诘难，对时代精神的领悟。在“历史性的思想”与“思想性的历史”的哲学与哲学史的对话和论辩中开展哲学研究，这是实现哲学创新的不可或缺的前提。

三、哲学研究的“专门化”与“个性化”的双重自觉

哲学研究的方式与社会生活的变化具有深层的内在相关性，哲学的逻辑表征着历史的进程。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哲学，还是80年代的反思教科书的哲学改革，我国哲学研究的主流都是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体系建构和以其为中心的中外哲学史及其他哲学二级学科的建构。这种宏大的总体性研究范式具有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使社会结构从政治、经济、文化的“领域合一”状态转变为“领域分离”状态，（参见王南湜，1994）哲学研究实现了相对独立的状态和广阔的活动空间。

走出抽象空洞的总体性建构，哲学研究的一个突出变化是“专门化研究”的兴起。这种研究的突出特征，是“注重研究人类文化的某个成分或某个侧面，并从这种研究中寻找当代哲学的生长点。这种研究趋向的突出特征，是在汲取现代西方哲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语言、逻辑、观念、科学、技术、艺术、宗教、伦理、政治、法律、经济等的哲学探索，形成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逻辑哲学、科学哲学、艺术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和法哲学等等。”（参见孙正聿，1994年）哲学反思并不是无人身的理性对抽象的思想的直接思想，而是诉诸人类构成思想的各种基本方式的中介，实现对构成思想的基本观念的前提批判。哲学研究的专门化，构成了哲学反思的现实途径。正如列宁所说：“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辨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列宁全集》第55卷，第154页）。人类文化的各个成分或侧面，“就是那些应当构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知识领域”（同上，第399页）。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研究的专门化，就是把哲学层面的理论思维“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3页）。

哲学研究的专门化，其直接对象是人类文化的某种成分或某个侧面，以及这种成分或这个侧面所具有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意义。把人类文化的某种成分或某个层面作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中介，凸显了思想作为思想对象的存在的新方式，揭示了思维与存在的新的矛盾关系，深化了对构成思想的基本信念、基本观念、基本方式和基本逻辑的前提批判，使人们发现了隐藏在思想活动中的构成思想的秘密，从而变革了人的思维方式，打开了新的世界。因此，哲学研究的专门化具有了世界观意义，即构成了具有时代内涵的“人生在世、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

哲学研究专门化的一个重要趋向，是“注重研究现代哲学的各种流派及其所提供的方法论，其中主要是深化了对胡塞尔的现象学、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分析、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研究等等。”（参见孙正聿，1994年）哲学各流派的研究似乎主要是一种“文本”研究，但深层看来，这种专门化研究具有历史研究和哲学研究的双重特性。我们时代的生存境遇、思维方式和情感态度所汇聚成的“先验想象力”决定了哲学研究的专门化之选择，因而当代中国的专门化研究必然表现出“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只有“从事建筑未来的人”才有权力判断真相，因为真相是“现在之中最高的东西”。对哲学流派及其所提供的方法论之专门化研究，是透过其真实内容反思出其真实意义。此种专门化研究是以为对象奠基的方式对其作出超越性的理解，即对所研究的哲学流派进行元反思，提出不能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并以重新安置思想的方式对问题作出某种解决。

哲学研究的专门化不仅拓展了哲学的研究领域和深化了哲学对存在的反思，而且直接地催生了哲学研究的个性化和哲学思想的创造性。哲学作为活在当下的思的事情，“从来都不是一种对精神以外的材料的简单接受，而始终立足于自身的活动，立足于一种内部的再造，即通过创造性精神而获取的、按照根据与结论而进行的理性明察的内部再造。”（胡塞尔，第2页）人作为文化的存在，其一切思想与行为无不是在充满文字的文明底版上的再次书写，书写贯注了作者的生命意志，但书写活动所显现的却是文明的结构。个性是普遍性的显色剂，甚至个性本身也不过是普遍性之演变的征候。

哲学研究的个性化根源于其对真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希腊人认为，哲学是“爱智慧”，只能向智慧敞开向往与热爱之情。“对神的理智的爱”和“思维的至上性”都要求哲学的目光望向无限远处，然而哲学的目光所及却是哲学与生活、理性与现实和解的“世界观”，澄澈的天光在现实的云层中折射为“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哲学是时代水平的人类自我意识的理论表征，这一理论表征是由哲学家的个体自我以其“独特的心灵体验、独立的反思意识和独到的理论解释”所把握到的“思想中的时代”。哲学的理论创造与哲学家的自我实现融为一体。就此而言，“哲学既是以哲学家个人的名义讲述人类的故事，又是以人类的名义讲述哲学家个人的故事。”（孙正聿，第447页）

哲学作为“爱智慧”，直接地是哲学家个体灵魂的深切渴望与不懈追求。在哲学的理论探索中，“智慧”与那热切的灵魂相遇了，个体性被普遍理性所贯穿，普遍理性也打上个性的印记。哲学的理论形式中贯注着哲学家的探索开拓的求真渴望、对人类文明的深挚热爱、创造进化的生命冲动和“重估一切价值”的顽强意志。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理论创造就是每个哲学家为其他一切哲学家立法，对全部哲学史作出重新判断和安排。

哲学对于它“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智慧”，只能以创造的方式予以接近和“摹仿”。哲学作为创造概念的活动，就是通过命名使不可见的能够被看到，而这“现身”的“不可见者”也使事物显得有了光彩。“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象；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101页）科学家创造理论形式以“表述”经验事实，艺术家创造形象以“表达”情感意愿，而哲学家则是创造个性化的概念体系以“表征”现实中的“非存在”——理想性的存在。

个性于哲学而言，并不是不能摆脱的消极因素，而是本质重要的。哲学作为理论思维，追寻着构成思想的具有创新性的解释原则，哲学研究的个性化更为集中地凸显在构建哲学理论体系的解释原则中。我们呼唤哲学的创新，但哲学创新的是什么呢？哲学不能创造新的事实，哲学家也不是预告未来的先知，“密纳法的猫头鹰”永远是对时代和时代精神的反思。哲学研究的人类性问题并不是抽象的普遍性问题，它折射在特殊的、相对的历史和民族的内容与表达之中。哲学的理论思维就是通过特殊的、相对的历史民族的此在去反思普遍的人类性的“真际”。理论思维所达到的理性具体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个体性。哲学思想作为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就是以个体性的体悟与思辨“说”出由人类的思想和文明所构成的人类性的存在。

四、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与“时代课题”的双重自觉

作为近代西方哲学开端的“我思故我在”，这一哲学命题的真实意义，在于它凸显了“思”“在”的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思想具有意向本性，它总是关于对象的思想，这构成了思想的实在性倾向与信念，但此倾向与信念多为一般思想之“不自觉和无条件的前提”，而不能以严谨、自觉的态度审视和对待之。而人作为“会思想的苇草”，思想之尊严在于思想不仅具有意向性，而且具有自明性，思想能够自觉其为思想，并能把不自觉的实在性承诺变为自觉的真理性追求。哲学就是这种尊严的守护者和思想的澄明者。思想的意向性和自明性造成了思想的两个维度：构成思想的维度和反思思想的维度。哲学思维尽管在本质上与一般思维同是一个思维，但却分别地处于思想的不同维度上。人类把握世界的其他基本方式多是在不自觉的实在性倾向下去构成关于存在的思想，而哲学却是要把不自觉的实在性倾向当成真理性问题，以构成的思想本身为对象而反思构成思想的根据和前提。 简言之，其他学科在思考世界，而哲学在思考真理。 哲学作为“爱智慧”，永恒地追问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何以可能。正因如此，恩格斯在总结哲学史的基础上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3页）

真理为思想奠基，成就其尊严。哲学这一永恒的苏格拉底形象，总是致力于揭露知识之无知，不懈地追问一般思维的真理性何以可能。哲学之所以能把一般思维的真理性信念当成问题，是因为它真正地区分了思维与存在。一般思维基于思想的意向性所造成的实在性倾向，从来都把思维所意向的存在直接当成存在本身，而哲学思维则基于思想的自明性超越了直观的反映论，自觉地把关于存在的规定当成思维对存在的规定。物自体与现象界之区分如同一道划破知识之幕的理性之光，成为昭示着哲学的反思批判精神的伟大典范。从此，哲学一直在寻找真理的根基——思想的客观性。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反思，哲学所反思的思想并不是抽象的思想，而是对时代水平的构成思想的基本观念的批判。这些基本观念是社会文化所聚集成的一些时代思潮，或者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所构成的普遍性思想或概括性知识。主要是由常识或科学构成的具有普遍性和概括性的基本观念，是一个时代的知识和话语的典型，构成了人类思想和行为的支撑点，成为时代水平的思维与存在之网的网上纽结和时代思潮的焦点。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以对时代及其精神的反思批判为己任，根本地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观念——诸如世界观、自然观、社会观、历史观、发展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前提批判。正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观念的审视和反思，揭示了时代思潮直接聚集成的基本观念。常识性的基本观念虽然提供思想和行为的实在性信念，但并无确定的真理性基础，其下隐藏着“诸神的冲突”；常识性的基本观念作为“获胜的神袛”充当了一个时代的主流话语，但其价值的优先性尚无真理性确证。对构成思想的基本观念的反思，不仅是哲学“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更为重要的是赋予人类的基本观念以新的内涵，变革人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打开新的世界，引导新的生活。

当代的发展哲学、价值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科学哲学、政治哲学等，正是对构成思想的流行的基本观念——诸如“发展”、“价值”、“文化”、“历史”、“科学”、“政治”、“理性”、“正义”、“平等”、“自由”——的深切反思。这些流行的基本观念作为时代思潮的直接诉求与聚焦，仍然是混淆的、整体的经验性实在，哲学把这种实在性倾向当成问题，对这些基本观念进行社会性反思，以理论思维对其中的思想进行分析与综合，实现为理性的具体，即时代的哲学理念。哲学把“表象中的现实”升华为“思想中的时代”，主要是通过对基本观念的理性反思实现的。对基本观念的理论思维的反思性认识，使这些经验性实在具有了生命，一个“似乎先验的结构”呈现出来，从而基本观念被赋予了时代水平的哲学内涵，成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社会理性的存在。混杂的“声音形象”被谱成了时代的“主旋律”，从经验到先验、从现实到理性的反思性升华和超越性把握，从而“按照美的尺度”创造了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社会理性，表征了基于现实的理想性存在。对基本观念的反思，是哲学追求真理的创造性活动，它把思想对对象的含混性的直接意指，扬弃为思维对存在的普遍必然的理性构造。社会理性作为真善美的统一，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构成了时代水平的最高支撑点和安身立命之本，成为各个时代的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人的自我创造和生成的历史，就是个体理性认同社会理性以成为“社会的人”的过程。

物自体与现象界之划分，使形而上学作为关于真理的科学成为不可能，“后形而上学”使哲学自觉为“历史性的思想”。思想的客观性问题被置于社会文化的历史河流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认识何以可能”的“解释世界”的问题，深化为真理和价值相统一的社会理性的问题，即以“标准”与“选择”为核心范畴作出社会性关切和文化性安排的“改变世界”的问题。因而，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中，思想的客观性问题就是个体理性反思并认同普遍的社会理性的问题，社会理性在社会的现实与理想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昭示着人们对真理、正义和更美好的生活的追求，社会理性便成了时代水平的哲学理念。

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反思，就是对时代的基本观念的批判，这成就了哲学面向现实的“天命”。因而，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不是超历史的抽象思想，而是对“时代课题”的理论反思。哲学“面向现实”，但又“拉开间距”，使“问题中的哲学”升华为“哲学中的问题”。哲学作为对时代思想的反思与奠基的活动，把“时代课题”的外部困难升华为哲学“基本问题”的内部困难。哲学对“时代课题”的理论思维，把“时代课题”的经验性实在创造为“似乎先验”的社会理性的存在。这种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美的理念，就是作为“相对之绝对”的时代水平的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的哲学理念。

五、哲学研究的“民族特色”与“走向世界”的双重自觉

随着“历史”成为“世界历史”，“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如何提高和扩大我国文化的“思想力”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尤其是文化发展中的一项重大任务。哲学作为文化的核心部分，我国哲学界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无论是关于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会通融合的讨论，还是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反思与重建；无论是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呼声，还是让西方哲学“说汉语”的努力，都体现了学者们对此的自觉意识。
真正切实地推进这一事业，最为根本的途径是在世界化与本土化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充分汲取世界哲学的优秀成果，立足于我们已有的文化传统，重建中国哲学的自主话语，创造出个性化的、原创性的、具有典范性的伟大哲学作品，让这种作品本身“说话”，从而在世界哲学领域发挥其影响力，赢得世界哲学界的关注和承认。这是哲学学科发展中面临的根本挑战。
自近代的西学东渐以来，我国学界的哲学研究和哲学思考主要是从西方哲学家的著作中引入问题和概念，借鉴其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办法，阐发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学说和理论逻辑。其间的中国哲学的研究，则主要是利用西方的哲学模式去“格”中国的传统经典文本，努力把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问题和哲学思想，以期建立完善的中国哲学体系。近年来，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的进展，我国哲学界建立起强烈的自我意识，不仅西方哲学从原先的引进、介绍和学习转入深入研究、反思和批判，而且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从原来的以西方哲学模式格义的外在梳理转向“注重于中国哲学家思想的固有体系，固有问题和内在的了解。”但西方人和中国的古人不能代替我们的独立思考，我们应当“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创立表征中华民族现代存在方式的中国自己的当代哲学理论。 “哲学是民族之魂，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它自身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它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准。从这一意义说，创造当代中国哲学，实质就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高清海，第238页）
为了走出一条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的道路，首要的是使我们的哲学成为一种“公共性话语”。无论是雅典街头的反讽辩难，还是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哲学都是发生在广场上的公共性话语。话语的公共性诉求不仅符合语言之社会本性，而且是思想自身的进一步反思与澄明，它体现了哲学作为一种社会化活动的努力。当我们说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时代水平的人类自我意识的理论表征”时，即是承认哲学是对时代的反思性与超越性的认识以及理论思维的把握。反思首先是一种语言对思想的辨析与区分的分析活动，它作为理论思维得以可能的前提是思想本身的可批判性。哲学思维与一般思维的根本区别在于，哲学反思抗拒着思想的自然主义与实质主义倾向，澄清思想的混淆与误置，消解经验主义意识形态的幻觉。哲学认识显现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之网的网上纽结，使我们发现了普通认识的真相和构成思想的秘密，进而变革了构成思想的诸种前提，使人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

从“传统”与“现代”的时代特征上，可以发现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原则区别。传统自然经济所形成的是“人的依赖性”的存在方式，表征这种存在方式的传统哲学则从根本上说是对某种“神圣形象”的确立。现代市场经济所形成的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方式，表征这种存在方式的现代哲学从根本上说是消解马克思所指认的人在“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世界历史创造了世界哲学。中国哲学之“走向世界”，从根本上说承担现代哲学的共同的历史任务，自觉地参与到“世界广场”上的辩论。“民族特色”不是一种封闭的自在性，而是世界广场的公共性话语中的“独特声音”。因此，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并不是单纯的如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问题，而是把“问题”作为“时代的呼声”，在回应和回答时代性问题中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在这种“独特声音”中，传统是“活着的过去”，是被现时代赋予了新的内涵的文化符号，是历史、文化与当代经济、政治、文化的新事物交织成的现代“人文地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融会贯通，并不是一个刻意为之的问题，而是一个对社会现实（“人文地理”）的理论思维的问题，现实的创造进化才是真正的综合创新。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是改革开放，现代市场经济消解了“人的依赖性”的存在，构成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方式。泥古保守是不可能的，因为市场经济不仅开辟了新的世界，也在创造着“新的传统”。模仿西方也是不可能的，中国独特的社会现实与现代化道路，使我们无法以西方的历史经验来剪裁活生生的中国经验与中国问题。走自己的路才是现实的道路。

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就是以理论思维对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反思性的认识与超越性的把握，直面和追问我们自己的问题与希望，努力创造现实与理想、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社会理性”，成就“思想中的时代”。在“历史”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我们的时代”，中国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就是中国的。面对全球化的现代性问题，瓦解资本的逻辑，超越“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应当成为当代世界的哲学追求。当代中国的“思想自我”就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这种哲学追求。历史文化的符号交织成中国哲学话语的能指系统，独特的“人文地理”构成了理论思维表征社会现实的民族性形式。以时代性内容和民族性形式回应和表征人类性问题，为人类的现代化反省和自我认识提供“遥远的目光”，不仅会造就中华民族的“思想的自我”，而且必将筑成一条人类通向远方的思想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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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南湜，1994年：《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运作方式》，载《天津社会科学》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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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